今日的全球肥胖大流行，殖民主義早已鋪好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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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2026年11月2日 · 閱讀時間約19分鐘

芋頭、麵包果、礁岩魚類、椰子：幾百年來，這就是美屬薩摩亞的飲食，在前工業時代的太平洋，堪稱營養最完整的飲食之一。它熱量高卻多樣，由海洋與火山土壤塑造，而不是由任何外來的供應鏈決定。當地沒有肥胖、第2型糖尿病或高血壓性心血管疾病的流行。

如今，美屬薩摩亞約77%的成年人被歸為肥胖，是全球最高的比率。在一個尋常的早晨，一戶人家可能打開一罐Spam午餐肉，煎好配白飯，再端上袋裝的甜麵包捲，配一碗泡麵。Spam在西方飲食文化裡偶爾會以復古趣味的面貌出現，但這裡的這罐毫不稀奇：它當主食已經數十年，早在今天這一代父母還是孩子之前就是如此。

全球肥胖率最高的十個國家和地區，全都是太平洋島嶼。常見的解釋是全球化：速食與加工熱量湧入島嶼，當地人口太少、經濟地位太邊緣，無力抵擋。這個說法並非全錯。企業確實進入了太平洋市場，超加工食品放到整體人口的尺度上，也確實會摧毀代謝健康。但這個解釋說明不了肥胖的分布。日本至少從1960年代起就密集接觸西方食品企業，法國接觸得更久，兩國卻都不在前十名之列。太平洋島嶼額外背負的，是一種結構性的脆弱，比任何企業進駐都早了好幾十年。

談到開發中國家的肥胖問題，主流的流行病學論述——主導政策討論、公共衛生課程與多數相關報導的那一套——把因果時鐘的起點定在1970年代。那時西方企業開始大舉進軍中低收入市場，都市化加速，廉價油脂與甜味劑開始在世界各地取代傳統的油脂與澱粉。對於從那時起發生的事，這套論述描述得很準確。它錯在誤判了這些力量抵達之前當地人口的狀況：它把這個起點當成完好無缺。

在太平洋地區，這個起點有一段可以追溯得異常精確、卻很少有人檢視的歷史。為什麼這些島嶼受到的衝擊，幾乎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嚴重？標準敘事給不出像樣的答案。

在這些領地，飲食並不是像歐洲那樣，在數十年財富漸增、消費選擇日多的過程中，慢慢滑向對加工食品的依賴。它變得很快，發生在一段特定的歷史時間窗裡，朝著特定的方向，而這扇窗在第一家速食加盟店到來之前就已打開。

標準敘事的時鐘啟動得太晚

北卡羅來納大學營養學家Barry Popkin在1993年首次提出他所謂的「營養轉型」，並在其後數十年間不斷修訂。他最初的模型追溯了整部人類歷史的飲食型態，但政策工作援引的，是近期中低收入國家轉向高精製碳水化合物、高添加甜味劑與超加工食品飲食的那一段；這段故事始於1970年代，與經濟發展、都市化以及跨國食品企業的強勢行銷息息相關。對於飲食如何惡化，這是一套證據充分的論述。然而，它對起始條件未加檢視的那個前提，對多數曾被殖民的國家並不成立：建立在它之上的政策敘事，理所當然地認為那些被取代的飲食文化，在企業到來之前完好無缺。

事實並非如此，而最有力的證據，同時也是整個肥胖流行病學中最精確的自然對照：美屬薩摩亞與獨立的薩摩亞。

兩地有共同的祖先、相同的傳統玻里尼西亞飲食文化、相同的族群與語言傳承，接觸全球加工食品市場的程度也相當，從超市、速食連鎖店到罐頭與包裝食品都不缺。兩者在南太平洋相距約80英里。

美屬薩摩亞自1900年起就是美國領地；獨立的薩摩亞則在1962年獨立。從現有的每一項代謝指標來看，美屬薩摩亞的狀況都糟得多。

美屬薩摩亞的成人肥胖率估計約77%，全球最高。獨立的薩摩亞約66%，排名世界第8，本身已是全球數一數二的國家肥胖率，卻仍低了10個百分點以上。Fan與Le’au把這兩個政治實體並列比較，發現2007年美屬薩摩亞約94%的成年人過重或肥胖，獨立的薩摩亞在2002年則為85%；兩人認為，兩地截然不同的政治歷史，很可能是健康走向分歧的主要因素。殖民強權都把西化的制度強加給兩地，但美屬薩摩亞都市化程度較高，與美國綁得更緊，在採納西化飲食與生活方式上走得更遠、更快。這項比較並非對照實驗：調查年份不同，兩地人口都深受其害，糧食政策之外的許多變數也不相同。即便如此，同一個群島的兩半，祖先相同，飲食文化相同，卻出現這麼大的落差，不可能是偶然。

標準敘事也無法解釋曾被殖民的太平洋人口身上那組特定的疾病：肥胖，加上第2型糖尿病、高血壓與代謝症候群。這些疾病正是快速、受結構所迫的飲食轉變所造成的：營養多樣的飲食，在短時間內被高精製熱量、低纖維的飲食取代。在太平洋地區，這種轉變因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而加速，又被特定的政策安排鎖定。兩者都不在標準論述之中，因為兩者都早於它的時鐘啟動的那個年代。

節儉基因

數十年來，解釋太平洋島民肥胖率偏高的主流生物學說法是遺傳。根據這項假說，太平洋島民演化出一種「節儉基因型」：一種高效率儲存脂肪的傾向，是為了適應歷史上饑荒與豐足交替循環而演化出來的。James V. Neel在1962年首先以概括的形式提出這項理論，不久它就被套用到太平洋島民身上，套用得比幾乎任何其他族群都順手。它提供了一樣政治上很方便的東西：病因落在生物學而非政策上，也就是說，沒有哪個當局需要為任何事負責。

考古與人類學紀錄並不支持這種說法。Anna Gosling與同事在2015年檢視了太平洋地區的證據，發現這項假說從未被明確檢驗過，而且該地區大部分考古與人類學資料都不支持它。時間點也與它矛盾：1940年代後期，美國海軍在密克羅尼西亞的健康調查幾乎沒有發現肥胖、高血壓或糖尿病，但不過幾十年，這個地區就躍居世界之首，速度遠超過基因所能改變的步調。

Gosling的研究團隊後來主張，太平洋族群若確實帶有代謝風險變異，背後更合理的驅動力是對傳染病抵抗力的天擇，而不是饑荒。這個機制能解釋代謝上的易感體質，卻不會讓當代的肥胖率顯得無可避免或理所當然。節儉基因型假說之所以在大眾寫作中歷久不衰，是因為它簡單，也因為它把殖民時期從故事裡拿掉了。

殖民主義對土地做了什麼

早在企業、行銷活動與1980和1990年代的貿易自由化協定出現之前，早在標準敘事點名的任何現代機制出現之前，殖民統治就已經改變了土地本身。

殖民農業政策透過好幾種同時運作的機制重塑了飲食環境，每一種都放大了其他幾種的效應，而它們的影響在殖民時期結束後又延續了好幾代。

最顯而易見的是土地轉用：出口單一作物取代了自給自足的糧食生產，加勒比海是蔗糖，西非是花生，南亞大部分地區與黎凡特是棉花，孟加拉先是靛藍、後是黃麻。在加勒比海，轉用來得很快。歐洲人定居後不過數十年，生產力最高的幾座島嶼幾乎全部拿來種甘蔗，供應歐洲市場。原住民的糧食體系——曾經養活這些島嶼的木薯種植、捕魚與多樣的園藝——大多隨著實踐它們的原住民族一起被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單一栽培，只為一種商品服務，只朝一個方向輸出。

隨土地一起消失的是知識。這些知識從來沒有寫下來：哪些作物適合種在哪裡，哪些野生植物可以吃，哪些耕作方式能透過混作輪作維持地力。它們靠實作傳承，在改為單一栽培的土地上不可能完整保存。在轉用最徹底的加勒比海，泰諾人（Taino）與卡利納戈人（Kalinago）的農業知識只剩片段留存。被奴役的非洲人向島上的原住民族學會種植與處理苦木薯，木薯粉成了配給的主食。更廣的體系也有一部分存活下來：被奴役的勞工在種植園邊緣耕作的口糧地，成了作物真正多樣的地方，也是今日「克里奧爾菜園」的前身；圍網捕魚等原住民技術，至今仍在加勒比海各地使用。但泰諾人與卡利納戈人賴以維生的狩獵與捕魚，無法嵌進奴隸種植園經濟，被奴役的群體長期缺乏蛋白質。強制遷徙、強加的土地所有制度，加上在出口農業旁根本不可能維持混合糧食生產的結構限制，讓各地社群在世代更迭中失去了大部分這類知識。一旦失去，殖民政府離開時它也不會自動恢復。

第三個後果，是公共衛生文獻最常視而不見的：在有限的土地上，出口農業與糧食生產相互競爭，而出口作物並不餵飽當地人。殖民統治在非洲、加勒比海與亞洲各地把農民推向少數幾種出口作物，結果正如天主教發展機構CAFOD所指出的，是嚴重的糧食短缺。這種模式比帝國活得更久：在迦納、肯亞和塞內加爾，出口作物至今仍占全部可耕地的一半以上。

加勒比海的甘蔗種植園，以最殘酷的形式展現了這種排擠。到18世紀中葉，巴貝多、牙買加與聖多明哥（Saint-Domingue）已名列全球種植最密集的蔗糖殖民地，而幾乎每一英畝地都拿來種甘蔗的巴貝多，完全無法養活自己。被奴役的非洲勞動力靠北大西洋鱈魚漁場的鹹魚維生，那往往是在歐洲被判定不能出售的等級，此外還有鹹牛肉、配給的玉米粉或木薯粉，以及他們在僅有的幾小時空閒裡，在邊際土地上的口糧地種出的任何東西。種植園強加給被奴役者的飲食，是為了以最低成本維持勞動能力而設計的，而不是為了照顧他們的營養健康。

後代繼承了一套為單一目的而打造的熱量供應體系，彷彿它向來就在那裡似地代代相傳。它留下的是飲食的貧乏，而非單純的熱量匱乏：便宜的精製熱量隨手可得，營養的多樣性卻消失了。

要解釋為什麼殖民飲食史在代謝上的後果，看起來是肥胖與代謝症候群，而不是饑餓造成的急性營養不足，這個區別就很重要。種植園飲食同時造成了熱量充足與營養上的浩劫，而當代全球糧食體系已經證明，它非常擅長複製這種組合。

既肥胖又營養不良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亞部分地區，同一個家庭裡可能有一個過重的成人，和一個發育遲緩、缺乏微量營養素的孩子。公共衛生研究者稱之為「營養不良的雙重負擔」，它一再讓那些以為肥胖必然代表熱量過剩的觀察者困惑不解。

過重的成人與營養不良的孩子，可能都出自同一個飲食環境：以精製碳水化合物為主、缺乏微量營養素的環境；差別往往在於每個人吃了多少，而不在於能取得什麼。在中低收入國家——其中大多數是前殖民地——這種雙重負擔出現在每一個層次：在社群之間，在家庭內部，甚至在同一個既發育遲緩又過重的孩子身上。

占領帶來的食物

兩種機制在不同的地理區域、透過不同的機構運作，卻產生了相同的結果：特定的加工與精製食品在殖民時期深植於當地飲食文化，遠早於任何企業行銷活動叫人想要它們。把這些食物送進來的，是對營養結果毫無興趣的管理者，透過的是補給體系與軍事供應鏈。

在加勒比海，機制就是種植園本身。被奴役者、以及後來的契約勞工所得到的飲食，並不是西非或印度次大陸的飲食文化。它是種植園經濟為了以最低成本達到熱量充足而拼湊出來的：重鹽醃製的蛋白質，例如北大西洋的鹹魚和鹹牛肉，以及玉米粉與木薯粉形式的澱粉類碳水化合物。這些食物成了好幾代人的飲食基準線，因為種植園摧毀了原有的糧食體系、代之以單一栽培之後，再也沒有別的基準線可選。

這些食物撐過了奴隸解放與國家獨立，而且不是因為沒人知道還有別的選擇。對鹹魚、白麵粉料理和甜味的偏好，已經在世代之間植入了日常的烹飪觀念，以及人們心目中一頓飯該有的樣子，深到任何政權更迭都觸及不到。西敏司（Sidney Mintz）揭示了種植園體系如何把糖從奢侈品，變成大西洋世界勞動窮人便宜的日常熱量。在種植園內部，邏輯也是一樣：發下去的是最便宜的熱量，孩子們從小就把它們當成理所當然。

當代加勒比海的飲食高糖、高精製澱粉、低纖維，並與高比率的第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相關，它並不是傳統非洲飲食文化的自然演變。它是種植園留下的飲食遺產，經過奴隸解放後的貧窮，以及獨立後那些在結構上沒有特別理由去改變它的飲食環境，一路傳承下來。在牙買加，2018年有12%的成年人患有糖尿病；為這座島嶼的未來建立模型的研究者推估，若沒有大幅介入，這個比例到2050年將達到約21%。

從加勒比海種植園飲食史到當代疾病負擔的直接流行病學鏈條，至今仍未完整記錄。西敏司確立了種植園的糖如何成為大眾熱量，但還沒有任何一項前瞻性研究，完整確立從過去延伸到當代營養流行病學的因果關聯。

在太平洋地區，機制是軍隊。二戰期間及戰後，美軍以這些島嶼歷史上前所未見的規模與速度，把人員、資金和耐儲存的食物傾注到島上。

美屬薩摩亞從未發生地面戰鬥：1942年1月一艘日本潛艦的一次砲擊，是它與敵方砲火唯一的一次接觸。但圖圖伊拉島（Tutuila）接納了一個5,600人的海軍陸戰隊旅，成了南太平洋最大的叢林訓練中心。在關島、帛琉和密克羅尼西亞各地，戰爭本身摧毀了海岸、園圃與漁場，讓整個社群流離失所。Spam、醃牛肉、魚罐頭、糖和白米——太平洋戰爭的標準耐儲存食物——源源不絕地湧入，軍方的剩餘物資也流上了島民的餐桌。戰爭結束後，傳統糧食體系沒有完全恢復，罐頭食品也沒有離開。

在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的科斯雷州（Kosrae），到2000年，20歲以上的成年人有88%過重、59%肥胖，而在1940年代後期，美國海軍的健康調查在這個地區幾乎完全沒有發現肥胖。密克羅尼西亞當時是由美國管理的聯合國託管地，美國對它的補助在1962年到1978年間增加為原來的20倍以上，創造出一個現金經濟，讓進口加工食品既買得起、又買得到。捕魚技術、芋頭栽培、發酵與保存這些傳統的糧食生產方式，因為長期不用而逐漸萎縮。美國農業部在1960年代推出的一項供餐計畫，提供的學校午餐主要是米飯和罐頭食品。到1986年，食品與飲料已占密克羅尼西亞全部進口總值的40%。關島是全世界人均Spam消費量最高的地方，Spam在那裡成了、也至今仍是料理的主食，是預設的選項，而不是新奇玩意。

補助創造出的現金經濟，並沒有成為傳統糧食生產的補充。短期內，它讓傳統糧食生產變得不再必要；中期而言，它讓傳統糧食生產在結構上變得不可能。經營礁岩漁場、發酵芋頭以利保存、判斷哪些作物在哪種土壤會有好收成，這些技能都得靠實作學習。一旦進口經濟讓傳統糧食生產在經濟上變得多餘，持續磨練這些技能的人越來越少，知識隨之衰退，而那些在任何動盪中都可能用得上它的社群，只能依賴取而代之的進口體系。

在戰時機制的底層，整個太平洋殖民時期還流動著第三條壓抑傳統飲食的管道。殖民官員和傳教士積極勸阻傳統飲食習慣，作為更廣泛的教化計畫的一部分，並把這包裝成衛生、進步，以及已經擺脫原始狀態的人應有的行為。在諾魯，一位傳教士的妻子自豪地記下她如何成功教會島民把魚煎熟，而不是生吃。這類改變久而久之導致技能流失，對進口食品的依賴也日益加深。在整個地區，乾燥與發酵麵包果和露兜樹果實等保存技術，曾是抵禦乾旱與風暴的重要保障，卻隨著支撐它們的生活習慣一起失傳。

帛琉呈現了累積下來的代謝後果。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一項調查中，25至64歲的帛琉男性有40%、女性有45%肥胖，男性有68%、女性有85%有腹部肥胖。帛琉的傳統飲食曾經支撐一個穩定的人口長達數千年。

兩個薩摩亞

美屬薩摩亞自1900年起由美國統治；獨立的薩摩亞自1962年起走自己的路。兩地同屬一個群島，共享祖傳的飲食文化；Fan與Le'au認為，兩地不同的政治安排很可能是肥胖率落差的主要因素，而美屬薩摩亞在美國統治下，都市化與西化程度都更高。

這是有分量的證據，但不是實驗意義上的證明：兩地人口都深受其害，糧食政策以外的變數也有差異。

當帝國替你打造糧食體系

加勒比海與太平洋的案例共享同一個機制：殖民政府與軍隊把特定的食物放進被統治人口的日常生活，結果就成了一套飲食。南亞的案例走的是另一條路徑，它顯示殖民對糧食體系的破壞並不需要直接供應食物：在那裡，殖民政府興建了決定種什麼的基礎設施，其餘就交給經濟去處理。

英國殖民統治之前，旁遮普與印度河流域的農業區維繫著由多種穀物構成的多樣生態：小米、高粱、大麥、莧籽、鷹嘴豆，以及多個品種的扁豆。這些作物是一個文明的營養基礎，歷經數千年適應了當地的土壤、氣候與人體代謝，合在一起提供了精製穀物單一栽培無法企及的微量營養素範圍。

從1880年代到1940年，英國殖民政府在旁遮普西部、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內，興建了一連串大型運河殖民地。這項工程規模浩大：河流改道，乾旱土地開墾成耕地，整個社群被遷進新的農業聚落。Imran Ali認為，殖民國家讓發展服從於它的政治與軍事需求，用土地酬庸忠誠的合作者，確保軍隊的募兵地盤，新開闢的小麥田則挹注帝國的財政收入與穀物貿易。在他的論述中，養活次大陸的人民從來不是統籌這一切的目標。

上述運河體系位於今天巴基斯坦的旁遮普，與印巴分治後展開綠色革命的印度旁遮普和哈里亞納邦是不同的地區。兩地在獨立後各有不同的發展軌跡；把它們混為一談，會掩蓋殖民時期的農業邏輯如何跨越分治線、在其後數十年間延續下去。連結兩地的是同一套小麥邏輯，只是在不同時期、透過不同的工具運作。

分治與獨立之後，綠色革命強化了殖民主義開啟的趨勢。綠色革命以印度旁遮普和哈里亞納邦為中心，採用在美國農業援助與洛克斐勒基金會資助下開發的高產小麥品種，讓印度全國小麥產量從1965年的1,200萬公噸，提高到1970年的2,000萬公噸。旁遮普只占印度國土面積的區區1.5%，卻成了全國的糧倉，最終生產了全國五分之一以上的小麥。印度實現了糧食自給，但「糧食」的定義已經縮窄成小麥和稻米。

單一栽培的邏輯是有代價的。小麥與稻米產量翻倍，小米和傳統稻米品種卻被擠出耕地，有些甚至就此絕種，小米的人均供應量也隨之下降。不過數十年間，一個歷經數千年建立的多樣穀物生態，讓位給了由兩種作物主導的商業糧食體系。

綠色革命並不是殖民政策。但它在殖民主義打造的農業基礎設施內運作，沿用同一套作物邏輯——小麥、規模與產量優先於多樣性——並延續了單一栽培，而不是扭轉它。殖民政府啟動了向小麥的轉變；獨立後以糧食安全為優先的政策強化了它。兩個階段都塑造了當代的飲食基準線。區分兩者很重要，因為把它們混成單一的因果論斷，等於讓殖民政府為它打下的地基卸責。

健康後果，就落在這種飲食轉變與一項臨床上已充分確立的代謝特徵交會之處。C.S. Yajnik描述了他所謂的「瘦胖印度人」表型：南亞新生兒整體體型較小，體脂肪卻沒有跟著減少，形成可能持續到成年的胰島素阻抗代謝特徵。南亞族群較容易罹患第2型糖尿病，發病時的BMI也低於歐洲人，這一點已有充分記錄；Yajnik的研究指出，這種易感性不只來自基因，有一部分源於母親在懷孕前與懷孕期間的營養，胎兒在子宮裡就已受其塑造。殖民主義與綠色革命共同建立的，是一個與這種易感性錯配的飲食環境：精製碳水化合物多，微量營養素的多樣性低，而且建立在一個帝國為自身目的而打造的小麥單一作物基礎設施之上。

印度如今承擔著全球最沉重的糖尿病負擔之一：根據國際糖尿病聯盟的估計，2024年印度約有9,000萬名成年糖尿病患者，僅次於中國，預計到2050年將達到約1.57億人。

門早已敞開

到了1970年代，當跨國食品企業開始大舉進軍中低收入市場時，三個地理區域早已為它們備妥了地盤，而這三個區域合起來，占了全球肥胖大流行相當大的一部分。

它們進入的並不是純淨無瑕的飲食文化，也不是用精製糖和廉價脂肪的新奇享受去誘惑當地人。在加勒比海，它們的顧客兩、三個世紀以來的飲食基準線，一直建立在進口的澱粉熱量和廉價的加工蛋白質之上——因為那就是種植園飲食，由種植園植入，歷經奴隸解放一路延續到獨立之後。在太平洋地區，它們進入的市場裡，Spam和醃牛肉罐頭早已是文化中的主食，由美軍放進來，再被美國的補助結構以及由此產生的戰後現金經濟鎖定。在南亞，它們向當地人販售精製小麥零食，而當地的穀物農業早已因殖民時期的運河基礎設施而偏向小麥，又經綠色革命進一步強化。

它們找到的市場，早已因一個世紀的政策而傾斜：這些政策減少了糧食多樣性，把特定的熱量組成嵌進當地文化，並創造出現金經濟，讓進口加工食品成為阻力最小的選擇。

企業看出了這一點，並在此基礎上擴張。它們以價格強勢競爭，在那些曾被明確教導要把原住民食物與落後聯想在一起的社會裡，把自家產品定位為現代、令人嚮往的商品，並利用殖民與後殖民政府興建的配銷基礎設施。

Barry Popkin與同事記錄了低收入國家隨之而來的轉變：飲食轉向超加工、高能量密度、低營養的食品。Monteiro與同事則揭示，超加工產品如何從在高收入國家占據主導，轉為在中等收入國家迅速擴張，推手正是同一批跨國企業，如今它們進入的市場，傳統飲食的防線早已大半瓦解。兩套框架描述的機制都是真實的。兩者都沒有處理的是起點，也就是企業到來之前當地人口的狀況。在曾被殖民的國家，營養轉型的起點，是一個早已被殖民主義打亂的飲食文化。

殖民歷史並不能替企業開脫，它們很清楚自己進入的是什麼樣的市場。Monteiro與Cannon在探討跨國食品公司在巴西的作為時，描述了這些手法：專門鎖定低收入消費者的「大眾定位」產品、在都市邊緣地區挨家挨戶推銷的銷售網路、取代在地攤販水果冰棒的品牌冰淇淋，以及在他們看來，可能藉此搶先擋下兒童行銷限制立法的產品配方調整。

雀巢、可口可樂和百事公司加速了一個沒有它們也會發生、只是會慢一些的過程，它們也必須為這種加速負起實質的責任。但加速一場流行，不等於造成這場流行。結構性的脆弱在它們到來之前就已存在；而像主流公共敘事那樣，把這場流行主要歸咎於企業行為，就漏掉了在那之前的殖民歷史。

後殖民政府又加重了這份結構性的遺產。其中許多政府聽取的建議，來自當初推廣綠色革命單一栽培的同一批西方農業機構；它們繼承的糧食政策框架，著眼於熱量生產，而不是營養多樣性。1980與1990年代，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結構調整計畫把貿易自由化列為貸款條件，讓市場對廉價的加工進口品進一步開放，而那正是跨國食品企業最積極開拓新地盤的時候。這一切都不需要陰謀；壓力本來就內建在這套安排之中。

世界肥胖聯盟預測，到2035年，全球過重或肥胖的成年人有79%會住在中低收入國家，過重或肥胖的兒童則有88%。這些國家已經占全球因高BMI而死亡人數的78%。市場開放、企業行銷和這些人口的飲食選擇，都不足以單獨解釋這樣的分布。這正是當人口從一個世紀殖民農業政策所造就的起點，踏入全球加工食品時代時，會出現的結果。

到2004年，美屬薩摩亞四分之三的成年人肥胖，將近一半空腹血糖偏高。這個人口約5萬、自1900年起由美國管理的領地，飲食相關慢性病的比率，在所有由美國管轄的地方中名列前茅。造就這一切的飲食環境，每個階段都是為了與薩摩亞人的健康毫無關係的目的而打造的：軍隊帶來了Spam，戰後經濟讓它維持便宜，當局沒有建立任何替代的基礎設施，剩下的部分則由企業接手。

把那罐Spam放進美屬薩摩亞人食物櫃的，不是荷美爾（Hormel）的行銷部門，至少主要不是。放進去的是美軍，那是戰時美國補給太平洋基地與駐軍的一環；它之所以留下來，是因為隨後的戰後行政與經濟結構讓它保持便宜、容易取得，並深植於文化之中。等到荷美爾透過關島、塞班和夏威夷的速食連鎖店推廣Spam早餐時，Spam早就是早餐本來的模樣了。

這兩種問責主張並不互相排斥。點出殖民打下的基礎，反而讓企業的共謀更加鮮明：企業進入的市場，其脆弱性是殖民政策一手打造的；它們刻意以強勢的商業手段利用這種脆弱，在此過程中既加速了這場流行，也加深了讓它如此難以處理的結構性依賴。

下一波公共衛生報導描述太平洋的肥胖危機、加勒比海節節升高的糖尿病比率，或南亞代謝疾病的規模時，首選的框架會是生活方式、市場滲透、現代糧食體系的誘惑。這個框架有系統地把它起算時刻之前的那個世紀從故事裡拿掉，把殖民統治一手建造的東西當成天氣，一種沒有人需要負責的東西。

如今承受這些代謝後果的人口，所繼承的條件，是當年的統治當局透過服務自身經濟利益的政策一手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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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料來源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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