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經濟學：當市場賴以運轉的東西開始消失，社會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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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2026年11月2日 · 閱讀時間約18分鐘

世界銀行最後一份《經商環境報告》是2019年底發布的2020年版。根據這份調查，透過法院執行一份商業契約，在丹麥要485天（以哥本哈根為準），在巴西要801天（取其兩大商業城市聖保羅與里約熱內盧的加權平均）。兩國都有運作正常的司法體系、商事法庭，憲法也都保障財產權。就這個比較而言，兩國的正式制度基礎大致相當，結果卻相去甚遠。

這316天，衡量的是法院解決一宗糾紛、再把判決付諸執行要花多久。法院的資源與訴訟程序可以解釋部分差距，但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反映了一種替代作用：當人們對誠實交易的非正式預期不足時，就得額外開動正式機制來補位。原本信任就能省掉的每一道步驟，都會增加時間與成本：查證、盡職調查、簽約前先請律師把關、為交易對手違約投保。這些步驟大多根本不會出現在法院的數字裡。信任薄弱的地方，法院最後做的，是誠實交易的預期原本免費就能完成的工作。

法院的數字描述的，是一宗標準商業案件立案之後的情形。至於上游發生了什麼，這些數字隻字未提：低信任環境裡每一筆交易都內含的風險溢酬；為了查核過去由職業規範約束的事項而存在的法遵體系；高信任經濟體的企業從來用不著的層層契約保障。這些成本從不以「信任附加費」的名目出現在任何地方；丹麥的數字裡看不到它們，也不代表有人算過、發現它們很小。在可以預設對方誠實交易的地方，這些成本很多根本不會發生。

我們打造了精密的儀器來衡量商業活動的正式開銷，卻只有粗略、鮮少有人參考的量表，去衡量決定這些開銷是否必要的那樣東西——而那樣東西正在流失。

經濟學家沒有記進資產負債表的東西

信任具有經濟意義，這個想法並不新鮮。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在1972年就說得很直白：「幾乎每一筆商業交易本身都含有信任的成分。」阿羅講的是市場如何運作：買方和賣方無法查證一切，每天卻仍能完成數以百萬計的交易，既不癱瘓，也不必對簿公堂，因為他們願意付出信任。付出信任很便宜，替代方案則不然。

奧利佛·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花了20年，釐清這個替代方案背後的經濟邏輯。交易成本經濟學在1970與1980年代逐步成形，它指出，治理結構、契約設計和垂直整合的決策，都是對投機風險的回應，也就是交易夥伴可能鑽契約漏洞的危險。這種風險低的時候，簡單的市場契約就行得通；風險高的時候，企業就要投資於監督、查核和正式執行，或乾脆把這項業務收歸自己來做，每一樣都會增加開銷。威廉森本人避用「信任」這個詞，但投機正是信任的鏡像。

阿羅和威廉森都不容易做到的，是加總。個別交易或許帶有信任溢價，或許沒有，但幾十年來，一直沒有乾淨俐落的方法在整個國家經濟的層次上衡量它，也無法在契約執行天數之外，比較丹麥和巴西所有與信任相關的摩擦。於是，建立在資本累積、勞動供給、技術變遷與制度品質之上的總體經濟成長模型，大多把墊在這些投入底下的信任水準當成固定不變的前提，即使它其實會變動。

實證上的突破出現在1997年。Stephen Knack與Philip Keefer比較了29個市場經濟體的信任調查數據，發現平均信任水準與人均GDP、投資率高度相關。信任每提高10個百分點，對應的經濟成長率就高出0.8個百分點；在成長經濟學裡，零點幾個百分點經過幾十年累積，就是巨大的差距。關鍵在於普遍信任：受訪者是否相信大多數人都值得信任，這裡指的是自己人際網絡以外的人、素不相識的人。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推導出這對組織的意涵。德國、日本這類高信任社會之所以能建立大型、由專業經理人管理的企業，是因為合作問題已經在非正式層面解決了。低信任社會則受限於規模較小、以家族為基礎的組織結構，因為正式查核太昂貴，無法擴大規模。這個論點談的是不同社會條件下可能出現哪些生產組織，而不是任何文化注定能達成什麼。

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貢獻，是先在一篇文章、後在一本書中主張，普遍信任源自綿密的公民結社網絡；他也在那本書中推廣了一個政策討論大多忽略的區分：結合型社會資本與橋接型社會資本。

學術文獻掌握這套機制已有30年，到了1997年，實證支持也已相當扎實。然而信任至今仍處在經濟政策的邊緣。統計學家知道怎麼衡量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就發布了衡量信任的指引，紐西蘭財政部也把社會凝聚力算進國家財富的一部分。但主流的成長預測並不把它當成需要管理的變數。決定整套商業正式基礎設施能否有效運作的那樣東西，實際上被擺在資產負債表之外。

衡量的難題

世界價值觀調查中「大多數人都值得信任」這道題目，遭遇過兩種不同的方法論質疑。第一種是：調查的回答，是否與實驗測得的信任相關？在信任賽局中，受試者要真的決定是否把錢託付給陌生人。答案是相關的，這讓這項指標具備合理的外部效度。第二種則是另一個問題：受訪者被問到「大多數人」時，有相當比例的人回答時部分想到的是自己認識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陌生人，這使得這道題目究竟測到什麼變得模糊。兩種批評都沒有推翻這項指標；重新檢驗也發現，Zak與Knack的信任與成長研究結果非常穩健，不過Knack與Keefer最初的估計值，對樣本納入哪些國家較為敏感。這兩點都提醒我們，點估計值要謹慎看待。經得起檢驗的是方向性的發現：在多種衡量方法下，普遍信任愈高，經濟表現愈好，兩者呈正相關。

衰退、分歧與長期赤字

信任的衰退不是同一個故事。在最常被相提並論的幾個國家裡，正上演著三種不同型態的信任失靈，把它們當成平行的案例，遮蔽的比揭示的還多。三者的經濟損害各不相同，出路——如果有出路的話——也各不相同。

美國是長期衰退的案例。1972年，有46%的美國人回答「大多數人都值得信任」，到2018年降至34%，此後這個數字大致停在這個較低的水準，並未回升。另一項長期調查也指向同一方向：1990年前後，約有一半美國人說大多數人值得信任，2017年則是37%。普特南的數據可以追溯得更早，從1960年的58%降到1993年的37%，那時距離臉書（Facebook）或推特問世還早得很。在那些常被歸咎的科技發明之前，衰退早已大幅展開；因果之爭是後話。

英國不是衰退的案例，至少不是政治討論所暗示的那個方向。2022年，46%的英國人同意「大多數人都值得信任」，高於1999年有紀錄以來最低的29%。英國的人際普遍信任在20年間大幅上升，如今在國際上名列前茅：在比較的24個國家中，只有5國得分更高，以挪威、中國和瑞典居前。

下滑的是對制度的信心。對國會、政府和政治領導層的信任，也就是多數政治評論關注的焦點，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對國會的信心從2018年的32%跌到2022年的23%，回到歷史低點；這段期間經歷了脫歐引發的國會危機，以及新冠封城期間政府行徑遭揭露的風波。人際信任與制度信心是兩種不同的概念，在英國，兩者大幅分歧：在同一個社會、大約同一段時間裡，朝相反方向移動。

巴西是第三種案例。自1990年代初以來，巴西的普遍信任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每一輪中都低於10%，而這個數列從未出現過更高的水準，談不上從哪裡跌下來。同樣的赤字也出現在制度層面。OECD根據2022年4月的一項調查檢視巴西公共機構，發現只有約四分之一的巴西人表示對聯邦政府抱持高度或中高度信任，對國會則只有14%。到了2025年，對聯邦政府的信任已攀升到38%，接近OECD平均的40%，不過巴西多數政治與行政機構的得分仍低於OECD平均。

在愛德曼（Edelman）2026年涵蓋28個國家的調查中，70%的受訪者對於價值觀不同、對社會議題看法不同，或資訊來源不同的人，不願信任或有所遲疑。愛德曼的這項指標是新的，但背後的趨勢並不新：在美國，調查紀錄中人際信任下滑的軌跡可以回溯到1960年代。

人際信任與制度信任

人際普遍信任，也就是「大多數人都值得信任」的那一種，與對國會、政府、法院和媒體的制度信心，兩者的區別比一般討論所承認的更重要。Knack與Keefer、Zak與Knack的經濟學研究，主要依據的是人際普遍信任，因為與投資和成長相關的正是它。愛德曼和多數政治民調機構主要衡量的，則是制度信心。兩者相關，卻是不同的概念。由於制度品質會影響普遍信任，制度信心持續下滑是值得留意的警訊，但英國的例子顯示，這並非命中注定。兩者可以朝相反方向走上數十年，只有同時追蹤兩者，一個社會才能知道自己面對的是哪一種問題。

制度替代的代價

替代機制並不複雜。當非正式的信任不足以撐起一筆交易，正式制度就會補上：以法律契約取代默契，以法遵部門取代職業規範，以監控設施取代預設的善意，以保險取代可預期的互惠，以稽核取代信譽。

這些沒有一樣是免費的，而它們買到的東西，很大一部分只是讓某個問題在嚴加控管下不致發生；這個問題，信任原本能以便宜得多的代價防止。

為一份在高信任環境裡根本不會存在的契約付的律師費、查核供應商誠信的法遵人員、在違約是已知風險的環境裡為交易對手違約投保的保費：國民帳把這一切背後的服務都當成產出記錄，就像其他任何服務一樣，保險大致以保費減去理賠支出計算。把這些加總到整個經濟體，就得到一種對經濟活動課徵的結構性稅賦：它被記為生產，分散在數以百萬計的交易之中，沒有任何一欄顯示其中有多少只是因為缺乏信任才存在。

這筆稅照樣存在，在長期低信任的經濟體裡數額龐大，只是確切規模難以量化。

回到法院。兩國執行契約的正式成本幾乎相同：丹麥約為求償金額的23%，巴西為22%。負擔落在那316天的時間差上：案件審理期間，資本被套住，商業決策被延宕。至於那些因為沒有人預期對方會誠實交易、根本沒走上談判桌的交易，在任何正式資料集裡都不留痕跡。

在Zak與Knack的成長模型中，低信任環境會壓低投資率，這項預測在廣泛的跨國樣本中獲得相當有力的支持。信任赤字不只增加成本，還會削弱人們投入資本的意願本身。Knack與Keefer的跨國數據也說明了同一點：信任較低的國家，投資率一貫較低，日積月累變成較低的資本存量，再變成較低的長期成長，而底層機制從未以任何一筆明細出現。

1993年，普特南發表了一個具體案例。他比較正式結構相同、資源相當、憲政框架相似的義大利各地區政府，發現北部地區的制度表現與經濟成果遠優於南部。北部的公民網絡更綿密，普遍信任也比南部高。兩地的正式制度一樣，運作起來卻大不相同。從替代論的角度看，北部以非正式方式就能得到的合作，南部必須倚靠監督與正式程序才能取得。

這套思想的系譜可以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Edward Banfield把「非道德家族主義」——對家族高度忠誠，公民信任卻微乎其微——描述為義大利南部落後的結構性條件。35年後，普特南更新並量化了Banfield憑直覺掌握的東西，而同一套機制依舊解釋了同樣的差異。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詹姆斯·羅賓森（James Robinson）並不以信任作為核心變數，但他們描述的機制——在公民無法協調起來抵抗菁英把持的地方，榨取型制度就會出現並延續下去——可以解讀為低普遍信任在政治經濟上的表現形式。

普遍信任高的地方，公民能基於共同的預期協調行動，讓制度負起責任。普遍信任低的地方，協調既昂貴又不可靠，菁英更容易把持權力，榨取型制度也就自我延續。因果關係是雙向的：榨取型制度進一步侵蝕信任，信任受損又削弱廣納型治理的條件，讓修復信任更加困難。

衡量缺少的東西

世界銀行的「經商環境」計畫（現已由「Business Ready」接替）提供了正式契約執行成本最有系統的跨國數據：以天數計算的時間、占求償金額百分比的成本，以及一項程序品質指數。這些數字捕捉到的，是糾紛發生之後看得見的部分。它們捕捉不到的，是在低信任環境中、任何糾紛發生之前就存在的非正式開銷：額外的盡職調查、更高的交易對手風險溢酬、比實際需要更繁複的契約、從未發生的交易。這部分隱藏成本從未被計算——而經濟理論認為它可能很大：在Zak與Knack的模型中，低信任經濟體會把資源投入查證彼此的說法，投資也因此減少。如果這筆隱藏開銷真如理論預測，在信任薄弱的地方更沉重，那麼只靠正式執行數據所做的比較，就會低估高信任與低信任經濟體之間的真實差距。

為什麼群體凝聚力高、普遍信任卻低，反而讓情況更糟

制度替代的論證如果到此為止，會得出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重建信任，無謂成本就會下降。常見的處方是強化社區、恢復公民連結、鼓勵在地結社、重建社會的肌理。這個主張隨處可見，而普特南自己提出的區分，正好說明了它為什麼常常失敗。

結合型社會資本連結的是相似的人：家人、宗教社群、族群、鄰里。橋接型社會資本連結的是不同的人：陌生人、不同群體的成員、彼此素無往來的人。成長研究中真正重要的信任比較接近橋接型：願意與市場另一端的陌生人合作。Knack與Keefer的發現在這一點上說得很明確：衡量團體參與的指標，也就是正式公民連結的密度，與較佳的經濟表現並無獨立的關聯，「大多數人都值得信任」這項指標則有。結合型資本本身並不會產生普遍信任，在某些條件下甚至會阻礙它。

貪腐的溫床，是高度的內團體信任加上低度的普遍信任。Rothstein與Uslaner推演了其中的邏輯：不平等會催生特殊信任，也就是緊密網絡內部的強烈連結，以及對外人的不信任。由此形成的條件，正是讓貪腐得以有效運作的條件。貪腐關係需要雙方之間有最低限度的信任，這由內團體的連結提供；同時又缺乏能從外部形成問責壓力的普遍信任。Christian Bjørnskov補上了這條鏈的第一環：他在跨國比較中檢驗了眾多可能的解釋，發現社會兩極化（指所得不平等與族群多元）是少數能穩健預測低普遍信任的因素之一。

同樣源自義大利的黑手黨，是一套運作中的信任結構：在網絡內部，契約能可靠地執行，搭便車問題靠可信的威脅解決，內部合作程度很高。它缺少的是普遍信任。這個高信任網絡從周圍低信任的大環境中榨取利益，而榨取之所以奏效，是因為更廣大的社會無法協調起來抵抗。用結合型／橋接型的框架來說，內部信任達到最高，外部信任降到最低，經濟上的結果則是嚴重失能。

Easterly與Levine發現，族群分裂可以解釋非洲成長紀錄不佳的相當一部分，因為分裂的社會往往採取較差的政策：教育投入太少、外匯市場扭曲、赤字偏高、基礎設施薄弱。他們的解釋是，相互競爭的群體難以就公共財達成共識，轉而爭奪經濟租；這正是只有結合、沒有橋接時可以預期的派系傾軋。族群多元與經濟成長透過許多管道相互作用，相關的因果主張也有爭議，但這個模式與結合型／橋接型邏輯的預測相符。

以強化群體認同、重建社區連結、鼓勵內團體團結來回應普遍信任的衰退，並不會自動產生在經濟上真正重要的那種信任。在某些條件下，它產生的恰恰相反：低信任大環境中的高信任派系。這種內部連結強、外部連結弱的組合，正是尋租與制度遭把持賴以滋生的社會型態。對經濟合作而言重要的，是最難培養的那種信任：願意誠實對待素不相識、彼此沒有往來，也無法用社會壓力制裁的人。打造社區，得到的是更多結合型資本。橋接型資本只是附帶的產物，只在特定的公民條件下出現，而且並不可靠。

為什麼修復信任比選舉週期更漫長

Paul Slovic點出了任何修復信任討論的核心所在：一種不對稱。信任通常是慢慢建立起來的，靠的是一次又一次前後一致的經驗累積。它卻可能毀於一次失誤。要確立值得信賴，需要大量的佐證；要推翻它，只需要相對少數幾件相關的負面事例。關於一個機構的壞消息，比好消息傳得更快、分量也更重；損害信任的負面事件，影響既大得不成比例，又持久。

2008年金融危機在幾個月內就摧毀了整個已開發世界對金融機構的信任；從民眾對銀行與監理機關的態度來看，部分損害在將近20年後依然存在。天主教會的性侵醜聞，在愛爾蘭、波蘭和美國這些教會曾是主要信任機構的國家，造成了信任崩潰，正式道歉和制度改革都未能扭轉。英國政府在新冠封城期間有據可查的行徑——民眾遵守違者須受法律制裁的規定時，官方卻在舉辦派對——證實了人們早已心存的疑慮：規則對訂規則的人另有一套。

這種證實不是一個選舉週期就會過去的事件。它更新的是一套對於制度如何行事的普遍認知模型；此後每一次規則再度被證明不適用於訂規則的人，都會強化這個先驗看法，而不需要什麼新的證據。一個模型一旦朝這個方向更新過一次，要把它拉回來所需的反面證據，遠多於當初推動它所需的證據。Slovic的不對稱放到制度公信力的層次上，會不斷累積加乘。

主流的政策回應弄錯了機制。它的框架幾乎總是溝通導向：提高透明度、發布更正、對抗假訊息、更有效地宣傳政績。然而，真正從因果上驅動普遍信任的，是制度品質本身。在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讓受試者面對品質不同的制度（以能否防止貪腐行為來界定），再以信任賽局衡量他們的信任。制度愈好，信任愈多；而光是懷疑貪腐可能得逞，就足以壓低信任，即使沒有人知道到底有沒有發生貪腐。這項實驗並沒有拿宣傳和改革做對照，但它給政策的啟示已經夠清楚：信任跟著制度的作為走。

民主政治的結構性難題，就出在時間這個面向。重建信任需要制度持續、一致的表現，所需的時間可能超過選舉週期。民主國家每隔幾年就舉行全國選舉。選舉競爭的誘因結構，本來就是為了在這個時間尺度上產出成果：讓政策效益在下次選舉前就看得見，讓改革在一屆國會任期內就見效。修復信任所需的投資，效益要到做出投資的政治人物卸任許久之後才會出現。選舉誘因和信任的動態，根本是以不同的速度在運轉。

信任衰退的速度比重建快多少，現有研究無法精確衡量。就方向而言，這種不對稱已有充分的紀錄；但學術文獻很少估計具體的重建時程，而過去衰退的速度，也很難說明扭轉局勢必須花多久。修復仍可能拖得比政治行事曆更長，而沒有任何選舉制度是為了獎勵這種事而設計的。這個故事裡唯一的復甦十分緩慢：英國從1999年的低點慢慢爬回來，花了20多年。

社群媒體與放大效應的問題

美國在1960至1993年間的信任衰退，早在全球資訊網問世前幾十年就已開始，更完全早於社群媒體。任何以社群媒體為核心的解釋，都無法說明在這些科技出現之前就已發生的30年侵蝕。這不代表社群媒體毫無影響。它最可能發揮作用的機制是放大：過去要靠報紙和廣播的新聞週期才能擴散的損害信任事件，如今幾小時內就能傳到全球受眾面前，於是Slovic的不對稱，也就是負面事件影響大得不成比例的現象，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規模運作。社群媒體並沒有啟動衰退；它最可能的角色，是加快每一個證明制度不可靠的事例傳到受眾面前的速度。把它當成根本原因，把反假訊息政策當成主要對策，處理的是放大器，底層的制度動態卻原封未動。

止不住下滑的社會，證據怎麼說

證據指向的是持續且層層累積的表現落後，而非崩潰；驅動它的是一套自我強化的動態，以政治框架看待這個問題的做法處理不了它，因為政治人物無論稱職與否，解決的都是另一個問題。

Rothstein與Uslaner描述了一種社會陷阱：不平等與貪腐侵蝕普遍信任，而低信任又讓能減少不平等的全民性政策更難推動，於是摧毀信任的條件就延續下去。前面描述的替代成本，又為這個循環添上經濟的一環，因為低信任經濟體花得更多、辦成的事更少。沒有人知道，這樣的循環到了哪個臨界點就不再落入新的均衡，而開始自我延續。紀錄顯示的是，復甦有可能，但很慢：英國的信任從1981年的43%跌到1999年29%的低點，接著花了20多年才爬回46%。這段復甦發生時，英國民眾對國會的信心正在下滑，所以它並不能證明政府可以刻意促成信任的修復。

艾塞默魯與羅賓森也把他們的框架套用在富裕國家，包括美國；這裡新的地方，是透過普遍信任來解讀它。當普遍信任跌破維持廣納型制度所需的水準，榨取式把持的政治條件就更加成熟。透過遊說、管制俘虜、聯盟操作這些尋常的政治經濟手段，菁英群體可以建立服務自身利益的治理結構，而在公民無法協調抵抗時，他們做得更有效。有效的協調，需要的正是正在失靈的普遍信任。美國和英國是否正走在這個模式的早期階段，仍是未定之數。

丹麥、挪威、瑞典和芬蘭這些高信任的北歐社會，數十年來在生產力與人均所得上大致保持領先，普遍信任分數也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光靠天然資源與人口結構，無法解釋這份溢價，而信任是說得通的一部分解釋：Algan與Cahuc追蹤美國移民後代從祖先母國承襲而來的信任，發現在整個20世紀，信任對經濟成長具有相當可觀的因果效應。如果美國的信任停留在已經降低的水準，如果英國制度信心的滑落開始侵蝕它重建起來的人際信任，依經濟學文獻推論，後果將是：交易成本長期偏高、投資比率降低、制度品質下滑，以及生產性合作的能力減弱；這種合作，有信任就便宜，靠替代就昂貴。

關於信任衰退的公共辯論，幾乎完全以政治和社會的角度來框定，例如兩極化、假訊息、民主倒退與領導失能，因應之道也如出一轍：宣傳、建立聯盟、透明化措施、反假訊息運動。

其中幾乎沒有任何一項觸及經濟成本、修復的不對稱，或是時間尺度上的錯配：這些工具依選舉時程校準，要處理的過程卻可能慢上許多。

實體基礎設施有折舊時程，也有維護預算。道路和電網之所以出現在國民帳上，是因為某個時候有人想通了：基礎設施不維護就會失效，而失效的代價比維護更高。這套會計框架，是為了捕捉看得見的東西而建立的。

社會信任的作用就像基礎設施。它決定商業的正式基礎設施能否有效運作，交易能否以正常成本完成，制度能否發揮功能，而不必把大部分力氣耗在強制執行上。它不出現在任何傳統的資產負債表上。各國財政部不會為信任下滑的財政影響編列預算；央行也不會把信任的走勢納入生產力預測。20世紀發展出來的GDP核算框架是精密的工具，對這件事卻一語不發。

數十年來，我們為利率、財政乘數和資本緩衝爭論不休，還設立了央行和財政委員會來管理它們。決定這些工具能否發揮作用的那樣東西，卻幾乎沒有被衡量，也因此無人管理。

當這項基礎設施逐漸磨損，不會有單一事件可以指認，只有每一次商業往來的開銷不斷上升，值得打交道的圈子愈縮愈小。它以停滯的面貌出現，被歸咎於全球化或自動化，再用為其他問題設計的工具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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