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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聯合國在1945年成立時只有51個會員國,如今有193個。民族國家看似亙古不變,但若以真正落實到治理的概念來看,它比蒸汽機還年輕。它是製造出來的。革命時期的法國宣布民族擁有主權時,全國將近一半的人幾乎不會說法語,甚至完全不會。一個世紀之後,學校、徵兵與鐵路仍在打造法國的民族認同。如今,國家被要求去解決氣候這類問題,而這些問題需要凌駕於國家之上的權威,這正是主權當初建立來防止的東西。
目錄
你口袋裡那份證件,決定了你能去哪裡、享有哪些權利,也決定了在地球上每個政府眼中誰才算是「你」。簽發它的機構,作為一個概念大約只有200年歷史,成為全球的預設形式更是遠遠不到200年。聯合國在1945年成立時只有51個會員國,如今有193個。若以真正落實到治理的概念來看,民族國家比蒸汽機還年輕,也僅比公共蒸汽鐵路早了一個世代。它的多數形態,甚至比它如今聲稱要管理的工業經濟還要年輕。
我們活在各種制度裡,卻不知道它們有多新。民族國家比大多數制度走得更遠:它不只治理成員,還界定誰是成員。它以國籍的形式給你一個名字,把權利與義務繫在這個名字上,再把整套安排包裝成自古皆然,彷彿法國人、西班牙人或土耳其人的身分是被發現的,而不是被發明的。
民族國家是照著一份藍圖打造的,如今各國身上浮現的許多裂痕,正是沿著這份藍圖的線條裂開。
西發里亞到底說了什麼
標準說法是這樣的:1648年,《西發里亞和約》結束了三十年戰爭,也因此奠定了現代國家體系。主權成為國際關係的組織原則。各國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干涉彼此內政,並承認彼此在固定疆界內的生存權利。每一本國際關係教科書裡,都有某個版本的這段話。
這大半是虛構的。1648年在奧斯納布呂克與明斯特簽訂的條約,了結的是一場君主、王朝與宗教陣營之間的殘酷戰爭。條約重新分配領土,處理了各邦國內新教與天主教臣民的權利,並修訂了1555年《奧格斯堡和約》的條款。《奧格斯堡和約》確立的原則是「教隨國定」(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由統治者決定其領土上的宗教。
這些條約沒有確立的,正是教科書上的那個版本。條約中出現「主權」一詞的地方,指的都是某位統治者對特定領土的權利,從來不是一般性的原則。裡面沒有不干涉原則,也沒有法律上平等的國家體系。
Andreas Osiander比對了條約實際寫了什麼、國際關係文獻又聲稱它寫了什麼,據此提出了這個論點。他認為,國際關係學界描述的「西發里亞體系」是事後建構出來的,部分材料來自17世紀的反哈布斯堡宣傳,再由19、20世紀的歷史學家回收利用;這些歷史學家需要為眼前已經在運作的國家體系,找一個方便的奠基時刻。
國際法學者Stéphane Beaulac說得更直白:西發里亞神話「設法鑽進了我們國際法律秩序的肌理之中——成為國際法上國家主權這個理念與理想的範本」。它在法律論證與外交爭端中被援引,也被當成歷史事實教給一代又一代學生,而它其實只是19世紀說給自己聽的一個關於17世紀的故事。
參與西發里亞談判的是統治者:神聖羅馬皇帝、法國國王、西班牙國王、荷蘭共和國、瑞典王室。坐上談判桌、商定領土與教派安排的是王朝與宗教陣營,民族並不是締約方。「由文化界定、有權建國的人民」這個概念,在議事過程中從未出現。政治單位是王朝國家,而1648年的主權來自統治者,不是來自人民。
教科書也很快帶過神聖羅馬帝國。按照標準敘事,西發里亞之後它只剩一具空殼。但它一直撐到1806年,在民族國家據說正逐漸成為必然的整段時期裡,跌跌撞撞地延續下去。如果說西發里亞奠定了現代國家體系,那它足足晚了158年才通知神聖羅馬帝國。
真實的西發里亞顯示,關於國家體系如何開端的標準故事,本身就是一種建構。1789年以前,歐洲大部分地方的主權屬於統治者;民族國家要運作,就得把主權搬到別處。
學術界的西發里亞神話之爭
Osiander的論點並非沒有人反駁。有些學者為傳統敘事辯護,認為就算條約從未把主權列為一般原則,它們也創造了實際條件,讓主權國家的行為模式成為常態。如今很少有人全盤捍衛傳統說法;爭論的焦點變成了這些加油添醋到底有多重要。
時間點對Osiander有利。「西發里亞體系」成為國際法正統的起源故事,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初,正值民族國家鞏固其支配地位之際,而這個神話發揮了賦予正當性的作用。民族國家需要一個比它自己更古老的起源故事,經過適當重新詮釋的西發里亞正好提供了一個。
革命的融合
從1648年到1789年,有一條原則被整個翻轉過來:主權歸誰所有。美國革命者早在1776年就把政府的基礎建立在被統治者的同意之上,但在歐洲大部分地方,1789年以前的答案是統治者;在1789年之後的法國,答案是民族。
在法國,完成這次翻轉的是一本小冊子。1789年1月,也就是巴士底監獄陷落的好幾個月前,西耶斯(Emmanuel-Joseph Sieyès)發表了《第三等級是什麼?》(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表面上,西耶斯談的是政治代表權。但書中暗藏著另一個層次的主張:第三等級,也就是約占法國人口97%的平民,就是民族本身。民族先於一切政治制度;第三等級構成民族;因此第三等級才是正當的主權者。國家與人民在原則上就這樣被一位教士用一本小冊子融為一體,完全不需要漫長的文化演進。
直接的政治邏輯很清楚:如果主權屬於民族,那麼任何無法表達民族意志的國家都不具正當性。一個自稱憑自身權利擁有主權的國王,從此失去了立足的原則。但這也製造出一個同樣棘手的問題。宣布民族擁有主權還不夠。要讓民族成為主權者,民族就必須存在於活生生的人們腦海中。勃艮第的農民、布列塔尼的漁民、里昂的織工,都得把自己理解為一個名叫法國的共同體的成員,對它的防衛負有共同義務。
國家在1793年8月給出的答案,是全民徵兵令(levée en masse)。國民公會把每一位法國公民置於永久徵用之下:年輕男子上戰場,已婚男子鍛造武器、運送補給,婦女、兒童與老人擔任支援工作。這是現代戰爭的奠基時刻,而它仰賴一樣無法一夜之間製造出來的東西:士兵相信自己是為屬於自己的東西而戰。不到一年,法國就動員了60萬至75萬名士兵,規模遠遠超過歐洲以往投入戰場的任何兵力。
但共和國對兵員的渴求,暴露了這項工程核心的問題。並不是每個人都接受共和國代表民族發言的主張。旺代是法國西部一個天主教與反革命文化濃厚的地區,1793年2月的徵兵法在當年3月引發了公開叛亂,比全民徵兵令還早了好幾個月。革命政府的回應是系統性的,後果則是災難性的。近年接受度較高的估計是,叛軍一方死亡人數最多約17萬,共和軍約3萬。Reynald Secher的研究統計出起事市鎮約有11.7萬人喪生,並稱這場鎮壓為種族滅絕;歷史學家至今仍爭論不休的,與其說是數字,不如說是這個詞。無論死者究竟多少,國家與民族的融合都不是一場和平的哲學演進。當國家宣布民族擁有主權,接著試圖徵召一群拒絕讓共和國以他們之名發言的人民,結果就是大規模殺戮。
這種強制手段,是這項工程的邏輯使然。一個以單一民族作為統治依據的國家,有充分的理由要在人民中找到這個民族,或者把它製造出來。
拿破崙的軍隊把這套模式輸出到整個歐洲,也因此創造了它被複製的條件。拿破崙的入侵既散播了革命,也激起了對抗性的民族主義。德意志人對法國占領的反抗催生了德意志民族主義,西班牙人的反抗則催生了西班牙民族主義。
製造民族的工程
法國革命政府邊做邊摸索的事,其理論基礎是在德意志打造的,而且早了幾十年就開始。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1770年代到1790年代的著作中主張,每個人類群體都有獨特的文化精神,也就是後來的作者所說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展現在它的語言、民俗與歷史之中。赫爾德是在提出一個哲學論證,對抗啟蒙運動的普世主義自負,捍衛文化的特殊性,反對世上存在單一理性標準、可以用來衡量所有文化的想法。
赫爾德想保護人類的文化多樣性,免受法國普世主義帝國主義的侵蝕,卻因此為後來許多族裔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思想範本,其中包括他絕不會認同的20世紀運動。赫爾德的意思是所有民族都享有同等尊嚴;他的許多19世紀讀者卻把他理解成:每個民族都有獨特的精神,因此有權擁有一個國家。
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就是這些讀者之一。他在法軍占領下的柏林發表《告德意志國民書》(1807–1808),把赫爾德對文化的觀察變成了一套政治綱領。他主張,德意志人民有獨特的精神,展現在德語之中,而一種新的國民教育必須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是同一個民族。站在被占領城市裡的聽眾面前,費希特並不是在描述一個早已存在的德意志民族,而是試圖靠著足夠強烈的宣稱,讓這個民族在聽眾心中成形。
這種循環論證在每一頁都清晰可見:我們是一個民族,因為我們的語言與文化與眾不同;而我們的語言與文化與眾不同,因為我們是一個民族。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說明了這種循環的觀念如何傳播給數以百萬計的人。
印刷品,先是16世紀以後以各地通行語言寫成的書籍,後來是小說與報紙,創造出一群群素未謀面、卻共享同一個參照世界的人。讀同一份報紙的人,活在同一個「此刻」。薩克森的農民與漢堡的商人在同一天讀同一份德文報紙,便感覺自己參與著同一種共同生活。民族之所以是「想像的」,不是指它是虛構的,而是在一種專門的意義上:它作為一種關係而存在,存在於永遠不會相遇的人們之間。安德森認為,正是印刷資本主義讓這種想像得以擴及數以百萬計的人。
蓋爾納(Ernest Gellner)則從工業經濟、而不是傳播技術去找推動力。他主張,現代工業社會需要文化標準化:工人必須識字,能在不同地區聽懂並遵循指令,還必須共享足夠的文化基礎,才能在同一個經濟體中運作。於是國家透過義務教育生產出標準化的國民文化,再把這個人造的標準包裝成古老民俗文化的表現。蓋爾納寫道,民族主義是「把一種高級文化全面強加於社會」:以一種「經由學校傳授、由學院監管的語言」,取代它聲稱要復興的民俗文化。
法國是最明顯的檢驗案例,因為法國理應是典範:在1789年發明了民族國家、從此一直是民族國家的國家。革命政府宣布法蘭西民族擁有主權時,全國將近一半的人幾乎不會說法語,甚至完全不會。1794年6月,Grégoire神父向國民公會報告:在一個約有2,800萬人口的國家裡,至少有600萬公民完全不懂法語,另有同樣多的人幾乎無法用法語交談,能說純正法語的不超過300萬人。各省的人們說的是布列塔尼語、奧克語、巴斯克語、亞爾薩斯語、法蘭德斯語、科西嘉語,以及五花八門的地方土語,依Grégoire的統計約有30種,每一種都代表一個在地認同,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自稱法國人。
Eugen Weber追溯了接下來發生的事。在他的描述中,法國的民族認同,也就是讓鄉村人口認同法國、說法語的那種認同,大體上是在1870年代到1914年之間,透過三項環環相扣的工具製造出來的:茹費理(Jules Ferry)在1880年代初推動的義務教育法,讓法語教育普及全國;義務兵役,把年輕男子帶離村莊,送回來時他們已自認是共和國的士兵;還有鐵路網,把法國鄉村連上全國經濟與巴黎。在1789年「發明」民族國家的這個民族,一個世紀之後還在製造自己。
安德森與蓋爾納如何相輔相成
班納迪克·安德森的印刷資本主義論,與蓋爾納的工業標準化論,常被當成解釋民族主義的兩套競爭理論,彷彿一方對、另一方就必定錯。其實兩者描述的是同一個過程的不同面向。
安德森解釋的是,大規模的「想像的共同體」如何在認知上成為可能:數以百萬計素未謀面的人,如何開始覺得自己參與著共同的民族生活。蓋爾納解釋的是,工業國家為什麼需要這種共同生活存在,因而主動去生產它。Weber筆下的法國則展示了這套機制的實際運作:國家運用安德森指出的工具,為蓋爾納描述的工程服務。
民族國家為何勝出
如果民族國家是建構出來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那麼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它為什麼能勝過其他選項?哈布斯堡的多民族帝國並不是偶然的產物。奧匈帝國在鼎盛時期統治約5,100萬人,分屬11個主要民族,沒有一個占多數: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羅馬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伐克人、斯洛維尼亞人、塞爾維亞人與義大利人。哈布斯堡王朝統治這些土地已有好幾個世紀。神聖羅馬帝國以各種形式延續了將近一千年。兩者都沒有存活下來。
奧匈帝國最終崩潰,常被歸因於它無法激發法國或德國所能動員的那種民族忠誠。這確實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1910至1913年間,奧匈帝國的國防支出約占國民生產毛額的2.8%,在歐洲列強中比例最低,俄國則是4.5%。它的軍隊上戰場時兵員不足、訓練不足,配備的是過時武器。它也缺乏對手那樣的工業基礎。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項,單獨來看都可能具有決定性。
但民族認同的問題是真實存在的,也和其他問題不同,它讓民族國家擁有多民族帝國難以複製的優勢。
最明顯的差異出現在軍隊。以民族認同為動力的軍隊,能召集到的人數與投入程度,是傭兵或王朝徵募望塵莫及的。全民徵兵令證明了這一點:一年之內動員了數十萬名法國士兵,他們作戰,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個民族是自己的,必須由自己保衛。「為法國」或「為祖國」而戰的理念,並沒有取代軍餉或強制,但它讓國家能向多得多的人要求多得多的付出,而且可以擴大規模。奧匈帝國的軍隊為一個王朝而戰,橫跨11個民族,熬過了四年戰爭,卻從未擁有同等的民族信念,並在1918年秋天瓦解。
軍隊背後,是官僚體系的觸角。人口普查、義務教育、鐵路與義務兵役,讓民族國家能以前現代任何政治形態都無法企及的規模,生產出同質的國民。1871年以後,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為德國帶來了單一的關稅與商業領域、由帝國掌管的貨幣與度量衡,以及普遍的兵役義務,儘管巴伐利亞在平時仍保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鐵路與郵政,教育也仍由各邦掌理。不到一個世代,帝國就成了一個單一的生產單位。它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為人們服從那些他們視為屬於自己的制度。
這兩者底下,是正當性。民族國家把公民的義務重新定義為自己給自己定下的,而不是欠別人的,因為公民本身就是擁有主權的民族。納稅與服兵役成了對自己共同事業的貢獻。這種虛構讓稅收與徵兵更容易找到理由,也因此更容易徵得到。
同樣的機制,也說明了民族國家為何可能如此危險。為保衛民族而大規模動員的能力,也就是為種族清洗而大規模動員的能力。讓公民願意服從徵兵的正當性溢價,在國家把另一個群體界定為民族的異類時,也會讓他們成為暴行的共犯。亞美尼亞種族滅絕、納粹大屠殺與盧安達種族滅絕,執行者都是民族主義政權,它們把這些機制轉向被界定為民族之外的人群。
被壓抑的民族
在民族國家未能徹底製造出同質性的地方,留下了加泰隆尼亞、庫德斯坦、法蘭德斯,以及十幾個程度不一的案例。每個案例都有自己的歷史,但它們有個共同模式。民族國家先在人群周圍畫線,再花上好幾個世代設法讓這些人群符合這些線,凡是這項工程做不到的地方,就留下一塊殘餘,而國家自身的邏輯讓它難以吸納這塊殘餘。
加泰隆尼亞有獨特的語言(加泰隆尼亞語,使用者約900萬至1,000萬人)、獨特的法律傳統,以及遠早於西班牙國家成形的政治認同。2017年的獨立公投被馬德里宣布為非法,馬德里並援引憲法第155條,對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實施直接統治。按照西班牙國家自身的邏輯,它的做法並非不合理:單方面宣布獨立,等於否定了它所鞏固的主權。按照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自身的邏輯,它也並非不合理:如果民族是主權單位,而加泰隆尼亞是一個民族,那麼加泰隆尼亞的主權不過是把同一條原則貫徹到底。雙方套用的都是民族國家賴以成立的原則,而這條原則無法在兩者之間做出裁決。只有透過協商的途徑才能解決,就像倫敦與愛丁堡在2012年就合法的蘇格蘭獨立公投達成協議那樣,而馬德里拒絕走這條路。
在2026年7月的一項民調中,45%的加泰隆尼亞人支持獨立,51%反對;繼2024與2025年支持率跌到40%左右之後,這是六年來的最高支持率。
庫德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無國家民族:估計有3,000萬至4,500萬庫德人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與伊朗,這四國沒有一個願意接受庫德人建國,也都曾積極壓制庫德人的政治認同。
2017年,伊拉克庫德斯坦地區舉行獨立公投,將近93%的人投下贊成票。短短幾週內,伊拉克政府軍就從庫德族戰士(Peshmerga)手中奪回基爾庫克、當地油田與其他爭議領土;到了10月底,發起這場公投的庫德領袖巴薩尼(Masoud Barzani)已宣布辭職。這場公投讓庫德人失去了地盤。一個想建國的地區,若得不到它要脫離的那個國家同意,也得不到鄰國與列強支持,就沒有通往國際承認的路。
比利時是比較隱微的例證。新法蘭德斯聯盟(N-VA)同時是法蘭德斯最大黨、長期主張法蘭德斯獨立的運動,而自2025年2月起,也是比利時總理德威弗(Bart De Wever)所屬的政黨。從講荷蘭語的北部流向講法語的南部的財政移轉,數十年來一直是法蘭德斯政治的核心不滿。2010年大選後,比利時花了541天才組成政府,期間由看守內閣治理國家。2018年12月執政聯盟瓦解後,有652天組不成常規的多數政府,連疫情都只能交由一個緊急的少數內閣應對。就連德威弗的聯合政府,也是在2024年6月大選後經過七個月的艱苦談判才拼湊起來。如今每一屆比利時政府,都必須跨越一道深植於這個國家憲政基因的分界來組成。
超國家的天花板
造成次國家層級分裂的同一套邏輯,也造成了超國家層級的癱瘓。把主權往下鞏固,堅持加泰隆尼亞就是西班牙、法蘭德斯就是比利時,就很難把主權往上讓渡。歐盟的極限可以追溯到這種主權:一旦在主權問題上被認真逼問,民族國家允許它走多遠,它就只能走多遠。
歐盟是史上最具雄心的超國家治理嘗試。實際上,它是一組在特定領域裡審慎協商出來的主權共享安排(單一市場、競爭法、歐元區成員的貨幣政策),會員國則在財政政策、國防、外交政策與憲政事務上保有最終決定權。共享與保留之間的那條界線,標示出各國願意讓出多少的極限。
2010至2015年的歐債危機,顯示了這條極限在哪裡。交出貨幣政策的國家,無法讓本國貨幣貶值,也無法自行調整利率。它們恢復競爭力的主要途徑只剩內部貶值,也就是壓低工資與物價,而實際上這要透過失業來達成。歐元區的設計者明白這個問題;在歐元誕生之前,Paul De Grauwe等經濟學家就已在最適通貨區的文獻中指出這一點。他們還是建立了貨幣聯盟,把預算留在國家層級,只受共同赤字規則約束,因為會員國不肯交出財政控制權。結果是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與賽普勒斯經歷了多年的撙節,條件由國際貨幣基金(IMF)、歐洲央行與歐盟執委會組成的「三巨頭」(Troika)訂定。這個機構在歐盟條約中沒有適當的依據,卻憑著貸款條件實際掌控了這些國家的預算。
英國脫歐依循的是同一套邏輯。脫歐陣營主張,歐盟會籍所要求的主權共享與國會主權互不相容,而在2016年的公投中,些微多數的選民同意了這個看法。在法律上,國會始終保有退出的權力,後來也確實行使了這項權力;但會籍的確要求把權力讓給不直接對各國選民負責的機構。
民主赤字
歐盟的權力問題與它的正當性問題不同,卻讓後者雪上加霜。當歐盟執委會或歐盟法院做出凌駕各國偏好的決定時,無論這些決定是否真的不民主,人們都會覺得它們不民主,因為做出決定的機構並不直接對受影響最深的人民負責。往上讓渡的主權,往往被當成失去的主權。各國只在有限的領域裡賦予超國家機構有約束力的權力,而獲得這種權力的機構,也只是間接地對選民負責。權力赤字與正當性赤字是兩個各自獨立、卻相互強化的問題。
無人能治理的公域
超國家的天花板遠不只存在於歐洲與貨幣聯盟。任何建立在鞏固的國家主權之上的體系,都會碰到它;而在後果無可挽回的尺度上,它最顯而易見,影響也最重大。
2015年的《巴黎協定》是因應氣候變遷的主要工具。它是一份具有約束力的條約,核心卻是自願性的。每個締約方在法律上都有義務設定、通報並更新自己的國家自定貢獻,也就是自訂的減排目標,卻沒有義務達成這些目標,而協定的遵約委員會明文規定不具懲罰性。一個國家沒有達標,在協定之下不會受到任何處罰,儘管國際法院在2025年的諮詢意見中指出,未能以應有的注意採取行動,可能構成違反國際法。這個在COP21談定的設計,準確反映了各國願意接受的程度。要為氣候承諾建立有約束力的執行機制,就需要一個凌駕於國家之上、有能力強制各國遵守的權威,而這正是國家主權當初設計來防止的東西。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預估,即使各國完全落實承諾,全球本世紀仍會朝升溫攝氏2.3至2.5度的方向前進,若維持現行政策則約為攝氏2.8度,遠高於協定期望的1.5度。應於2025年提交的最新一輪國家氣候承諾,對預測幾乎沒有影響。
深海海床是一個平行的案例。「區域」(the Area),也就是國家管轄範圍以外的國際海床,由國際海底管理局(ISA)治理。這個機構依據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設立,自1994年起運作,任務是把海床資源當作「人類共同繼承財產」來管理。企業表示,商業深海採礦已經接近可行。ISA已簽下數十份探勘合約,卻還沒有核准任何商業開採。2025年,The Metals Company的美國子公司不再等待,轉而依據美國法律,向並非ISA會員的美國申請商業開採許可。2026年3月,美國的海洋主管機關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認定這家公司當年稍早重新提交的合併申請實質上符合規定,讓申請進入下一階段。至於ISA,它可以對自己的承包商處以罰款或暫停合約,卻對一個從未加入的國家毫無權力。一個由各國設立、用來管理公域的機構,其權力只會等於這些國家願意授予的程度,而這不足以約束一個置身體系之外的國家,或是背後有這種國家撐腰的企業。
外太空沿著同一條軌跡走得更遠。1967年的《外太空條約》禁止國家將太空據為己有,並規定各國須為本國私人企業在太空的活動負責,但對這些企業能否擁有它們開採出來的東西,條約隻字未提。美國以2015年的立法與2020年的行政命令,用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填補了這片空白,盧森堡也在2017年跟進,通過了同類的立法。光是SpaceX的星鏈(Starlink)衛星群,如今在軌道上就超過1.1萬顆,造成了1967年條約設計時未曾預料要規範的既成事實。沒有任何機構能對一個以不同方式解讀條約的國家強制執行條約,而要建立這樣的機構,又需要它所要約束的那些國家同意。
你口袋裡的護照,是由一個有200年歷史、卻聲稱能界定某種永恆身分的機構所簽發。這一切都不代表它即將崩潰。比現有替代方案古老得多的制度,往往光靠慣性就能延續下去,而民族國家擁有的不只是慣性:它擁有數十億人的忠誠,這些人把自己的民族認同視為政治存在中最真實的東西。這份忠誠是國家透過學校、軍隊、人口普查與報紙生產出來的;如今國家卻要求它去解決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所需要的權威形式,正是國家當初建立來防止任何人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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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2How Humans Invented NationalismJohnny Harris談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如何被發明出來。
5:33How Nations Make Up National Identities | NYT – The Interpreter《紐約時報》談國家如何透過學校與媒體建構民族認同。
5:56How the 30 Years’ War Led to Modern Countries外交關係協會教育頻道談西發里亞和約與主權國家如何誕生。引用本文
Owen Parker,〈民族國家其實是發明出來的:只有200歲,而且已經出現裂痕〉,Eikleaf,2026年6月2日,更新於2026年11月2日。https://www.eikleaf.com/zh-tw/the-invention-of-the-nation-state-why-the-worlds-default-political-unit-is-only-200-years-old-and-already-c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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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媒體來源
The_Ratification_of_the_Treaty_of_Munster,Gerard_Ter_Borch(1648).jpg – Wikipedia
主要資料來源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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