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有價：看不見的生命定價市場

本文由英文原文機器翻譯而成。

最後更新：2026年11月2日 · 閱讀時間約13分鐘

2024年2月，美國環境保護署（EPA）把細懸浮微粒的年均標準從每立方公尺12微克收緊到9微克。該署的經濟學家估算，到了2032年，這項規定每年可避免多達4,500人過早死亡。他們為這些死亡標上金額，算出淨健康效益最高可達460億美元，每投入1美元的成本，最多可換回77美元。《清淨空氣法》（Clean Air Act）禁止EPA在訂定這類標準時考量成本，因此這筆帳是讓公眾知情，而不是用來決定規定的去留。規定照常推行，至今仍然有效：2026年，儘管EPA自己已經請求法院撤銷這項標準，一家聯邦上訴法院仍維持了它。

到了2026年1月，同一個機構宣布，往後不再為削減細懸浮微粒和臭氧所帶來的健康效益標上金額——該署的空氣法規能挽救性命，大部分靠的正是削減這兩種汙染物。在成本效益的帳本上，這些生命的價值實際上被設成了零。

460億美元和零，都取決於同一個金額。經濟學家稱之為「統計生命價值」（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VSL），現代政府則用它來衡量誰的安全值得花錢保護。

你頭上的標價

「人命是不能標價的。」說這句話的人，往往沒有察覺自己其實在主張什麼：安全氣囊、汙染場址整治、懸浮微粒限值這類決策，應該根據證據以外的東西來做。現代的監管機關採取了相反的立場，花了整個20世紀，建立起一套照此行事的官僚機器。

統計生命價值並不是在宣稱你的命值多少錢。1968年提出這個概念的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極力區分兩類死亡：可辨識的死亡與統計上的死亡。可辨識的生命，例如困在井底的孩子、受困地底的礦工，能調動近乎無限的資源：人們關注、捐款，把代價當成切身之痛。統計上的生命，則是那個因為一項空氣品質法規通過、明年不會死於懸浮微粒暴露的無名之人。這個人沒有面孔，也沒有家人在電視上哀求。這樣的人只是一個機率，分散在整個人口之中，能夠估價的，是這份風險的降低。

主流的方法是實證的。范德堡大學的W. Kip Viscusi花了數十年改進特徵工資法（hedonic wage approach）；他與Joseph Aldy合寫的一篇文獻回顧，彙整了來自10個國家的60多項工資風險研究。這種方法直接解讀勞動市場：伐木、屋頂工程、採礦等高死亡率職業的工人，以承受較高的死亡風險換取工資溢酬。假如某份工作的年死亡風險高出萬分之一，而工人要求每年多拿1,400美元，隱含的VSL就是1,400萬美元。把這種偏好放大到1萬名工人身上，每年就多出一起預期死亡，而這群工人以總計1,400萬美元的補償，集體接受了這個結果。那篇回顧估計美國的中位數約為700萬美元（以2000年幣值計），約合今天的1,300萬美元，正好落在目前政府採用的數字附近。這種方法有一個已知的局限：它假設工人了解並自願接受職業風險，但對低薪、沒有工會的工人來說，這個假設很可疑，他們在哪裡工作，可能沒有多少真正的選擇。

第二種方法是直接問人。敘述偏好調查向受訪者提出一個明確的年死亡風險降幅，問他們願意為此付多少錢。如果為了讓年死亡風險降低十萬分之一，平均願付金額是140美元，隱含的VSL就是1,400萬美元。這種方法也有自己的毛病：假設性偏誤，也就是問卷裡表達的偏好，一旦牽涉真金白銀，就會和實際行為脫節。兩種方法出錯的方式各不相同，得出的數字卻落在同一個範圍，只是敘述偏好調查通常略低一些。這種大致的吻合，正是經濟學家信任這套框架的主要原因。

在美國政府目前的分析中，美國運輸部採用每條統計生命1,420萬美元（以2025年為基準年），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的中心估計值則是1,410萬美元。EPA的指引以2006年幣值的740萬美元為基準，再依通膨和所得成長調整，用於當前的分析大約是1,200萬美元。換句話說，三個機構為同一群人估價，數字相差約200萬美元。差距來自方法上的分歧：該採用哪些勞動市場研究、該做哪些所得調整、分布的尾端該怎麼處理。所以，就連這個實證數字也內建了判斷。

Pinto故事背後的備忘錄

1973年，福特的工程師寫了一份成本效益備忘錄，標題是〈與碰撞引發之燃油洩漏及火災相關的死亡〉（Fatalities Associated with Crash-Induced Fuel Leakage and Fires）。這份Grush/Saunby報告估算，若要改裝全美所有轎車和輕型卡車的燃油系統，成本將達1.37億美元。效益一方以每人20萬美元計算180人燒死的損失，再加上燒傷和車輛燒毀，合計4,950萬美元。Mark Dowie在1977年為《Mother Jones》寫的揭弊報導〈Pinto Madness〉，把這件事變成企業用試算表殺人的經典故事：福特認定，為了人命每輛車多花11美元並不值得。

流傳開來的版本漏掉了幾件事。這份備忘錄從未提到Pinto。它處理的是所有車輛的翻車事故，而不是奪走Pinto乘員性命的追撞後油箱起火。至於每條人命20萬美元的數字，則來自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是依政府自己的方法算出來的，並非出自福特的會計。大眾直覺上覺得，把一條人命估為20萬美元不太對勁；這個直覺沒有錯。監管機關的回應，是繼續為生命定價，而且定得更高：今天的1,420萬美元，帳面上約為NHTSA當年數字的70倍，即使經通膨調整，也仍約為9倍。

靠死亡運轉的機器

兩道行政命令，把VSL從一個估計值變成了一條決策規則。雷根（Ronald Reagan）在1981年簽署的第12291號行政命令，要求行政部門各機關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證明重大法規的效益大於成本，並把審查權交給國會前一年設立的資訊及法規事務辦公室（OIRA）。柯林頓（Bill Clinton）在1993年以第12866號行政命令取而代之，把標準放寬為效益足以「證明成本合理」，但保留了成本效益要求，也保留OIRA擔任執行者。此後，行政部門各機關的每一項重大衛生與安全法規，都要經過這套機器，而帳本上的效益一方，主要由避免死亡所換算的金額撐起。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清淨空氣法》。1997年，EPA回顧該法在1970至1990年間的成效，估計效益的中心值約為遵循成本的42倍。EPA後來又估計，到了2020年，1990年的修正案每年可避免超過23萬人過早死亡，效益與成本之比超過30比1。在這些換算成金額的效益中，避免過早死亡約占90%。把VSL從計算中拿掉，這30倍的差距就縮小到略高於2比1：仍然過關，但靠的是空氣變乾淨帶來的其他好處，而不是它挽救的性命。這部法律挽救的美國人性命，可說多過其他任何一部國內立法，而它的成本效益紀錄，幾乎全都歸功於VSL。

同樣的VSL邏輯，也貫穿NHTSA的安全氣囊規定、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食品與藥物安全法規，以及美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局（OSHA）職場暴露限值背後的分析；在這些分析裡，它通常是效益一方最大的一項。至於這個數字能不能決定什麼，要看法律怎麼規定。空氣品質標準必須保護健康，不論成本多少；OSHA對有毒物質的限值，則必須在可行範圍內盡可能提供保護。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已經裁定，這兩者都不得以成本效益權衡來訂定。

1982年的OSHA一案立下了範本。白宮管理及預算局（OMB）以成本過高為由，否決了該署提出的危害通識法規；這項法規要求雇主向工人揭露化學品的危害。OSHA自己是用「人力資本」法來評估這項法規可避免的死亡，也就是一生中損失的收入，這個數字大約只有以VSL為基礎之估計值的十分之一。照這個算法，效益不及成本。OSHA向副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申訴，Viscusi被找來解決爭議。改用他以工資風險估計的數字為每條統計生命估價——當時略高於300萬美元，約為損失收入數字的10倍——效益便超過了成本，法規也因此獲准。VSL進入監管機器時，是為了替安全法規撐腰，但同一個數字也替它們設下了上限：如果一項法規每挽救一條統計生命的成本遠高於VSL，就需要其他效益來補足差距，否則便無法通過檢驗。

匯率

把VSL從一個國家搬到另一個國家，稱為效益移轉（benefit transfer），靠的只是一條公式：VSL（目標國）= VSL（基準國）×（目標國所得／基準國所得）^彈性。

所得彈性這個參數，反映VSL隨所得變化的陡峭程度。Viscusi的後設分析彙整的工資風險研究大多來自富裕國家，得出的彈性約在0.5到0.6之間。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指引，在高所得國家之間移轉時採用0.8，對低所得國家則最高用到1.0；哈佛大學的Lisa Robinson與James Hammitt走得更遠，建議從美國外推到中低所得國家時採用1.5。OECD在2025年的更新版中，以1.0作為預設值，並以1.5對較貧窮的國家做檢核。

拿孟加拉來套這條公式。美國的人均GDP約9萬美元，孟加拉約2,600美元。以運輸部的1,420萬美元作為美國基準、所得彈性取1.0，孟加拉的VSL約為41萬美元，是美國數字的35分之一。改用經購買力調整的所得，再換上Robinson與Hammitt較陡的1.5彈性，答案仍落在同一個範圍：約60萬美元。

這一切都不代表孟加拉人比較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公式對此根本不置一詞。它衡量的是所得，並且忠實地追隨所得，跨越國界，也深入國境之內。印度的估計值是以效益移轉、以壽險為替代指標等方法推算的，介於50萬到160萬美元之間。在墨西哥境內，VSL從恰帕斯州（Chiapas）的40萬美元到墨西哥城的330萬美元不等，同一個國家之內，最高是最低的8倍。

一項每避免一人死亡需花費500萬美元的安全措施，在美國的效益將近成本的3倍，順利通過成本效益檢驗。在孟加拉，同樣的措施，面對同樣的危害、同樣的人體生理，成本卻是效益的12倍，無法過關，因為改變的只有由所得推導出來的VSL。

2013年4月24日，達卡的拉納廣場（Rana Plaza）成衣工廠大樓倒塌，死亡人數達到1,134人。前一天，檢查小組已經在大樓裡發現裂縫，並告知業主大樓應保持關閉。工廠老闆卻把工人叫回去上工。國際服飾品牌在幾週內簽署了《消防與建築安全協定》（Accord on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涵蓋的工廠很快就達到約1,700家，勞工監察團體預期修繕費用將超過10億美元。當公式把VSL定在幾十萬美元，強制建築安全檢查的成本效益計算，起點的門檻就低得多：每避免一人死亡，分量大約只有在美國的35分之一，因此安全計畫每挽救一條命的成本也必須低這麼多，數字才會站在它這一邊。

為在地校準的VSL辯護，最有力的論點來自Lisa Robinson、James Hammitt和Lucy O’Keeffe。他們主張，在低所得國家，經所得調整的數字比強加富國的基準更能帶來好的政策結果。他們的理由是：花在小幅降低風險上的錢，就是沒花在食物、住宅、教育或醫藥上的錢。若把美國的VSL搬到孟加拉，幾乎任何救命的法規在帳面上都會顯得划算，等於讓貧窮的民眾在降低風險上投入的錢，遠遠超出他們自身資源與偏好所能支撐的程度。

這個論點在技術上說得通，但說白了，它描述的是這樣一套全球監管體系：人民越不富裕，政府被期待花在保住他們性命上的錢就越少。

底下的證據相當單薄。到2019年，研究人員在被歸為中低所得的172個國家中，只找到26項VSL研究。迄今規模最大的彙整分析在2025年發表，收集了4,000多筆估計值，卻只涵蓋49個國家，而且背後的研究大多來自歐洲和北美。對大多數較貧窮的國家來說，這個數字是從別處蒐集的證據移轉過來的，而不是實際測量出來的。

老年人的死亡折扣

2003年，EPA針對「晴空計畫」（Clear Skies Initiative）做了一項經年齡調整的替代分析，把70歲以上美國人的生命估為230萬美元，年輕成年人則為370萬美元，少了將近40%。老年人紛紛到該署的公聽會上抗議；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稱這種方法帶有歧視。2003年5月，署長惠特曼（Christie Whitman）宣布EPA不會在決策中使用經年齡調整的分析，該署此後也未再回頭採用。

美國人認為這種折扣在政治上無法容忍，並製造出足夠的壓力，迫使決定撤回。國與國之間的所得調整，會把孟加拉人風險降低的價值估為美國人的一小部分，卻從未出現這樣的逆轉：依所得區分的數值，至今仍是國際指引中的預設做法。

數字的在與不在

這套框架的辯護者會指出它出現之前的情況。卡特（Jimmy Carter）從1978年起要求各機關分析重大法規的經濟後果，但在雷根1981年的行政命令把成本效益檢驗列為重大法規的強制要求之前，並沒有任何規定要求效益必須大於成本。在那之前，安全決策大多由政治協商、產業壓力和危機應變所驅動。法規往往出現在災難之後，而且災難必須醒目到足以激起公憤，例如礦坑坍塌、化學品外洩，以及1969年凱霍加河（Cuyahoga River）起火燃燒。至於空氣汙染、低劑量致癌物暴露，以及數十年間慢慢奪命的職業危害，造成的是慢性、統計上的死亡，從來沒有釀成任何一場看得見的災難；其中有些仍然催生了法規，例如OSHA在1978年針對紡織工人慢性肺病訂定的棉塵標準。在歐巴馬（Barack Obama）任內主掌資訊及法規事務辦公室的凱斯·桑思坦（Cass Sunstein），把這種現象稱為可得性偏誤：人類會對生動、集中的災難做出反應，卻忽視分散、機率性的災難，不論哪一種害死的人更多。VSL和成本效益分析之所以存在，部分正是為了矯正這種偏誤，迫使監管機關把注意力轉向慢性、統計上的死亡；否則，政治體系會為了戲劇性的死亡而忽略它們。沒有這個數字，政府用來降低死亡風險的支出，就會依媒體報導和政治上的顯著程度來分配，而不是依每一塊錢能挽救多少條命。

Frank Ackerman與Lisa Heinzerling則從相反的方向抨擊這套框架。在他們看來，成本效益分析只是用一組扭曲換掉另一組扭曲。它偏重能換算成金錢的結果，輕忽難以量化的價值：公平、尊嚴、風險在那些並未選擇承擔它的人之間如何公平分配，以及對尚未出生者的義務。他們的反對是結構性的：作為VSL基礎的願付原則，系統性地低估了手上錢較少的人的利益，因為能拿來表達偏好的錢，他們本來就比較少。Ackerman與Heinzerling描述的是國內的扭曲。上一節的算術，就是這種扭曲放大到全球所得分配之後的樣子。

在VSL出現之前的監管世界，政治上醒目的死亡吸走了大部分的回應。以VSL為基礎的世界，則在結構上偏向財富。

接著，在2026年1月，EPA不再為削減PM2.5和臭氧所帶來的健康效益標上金額。這項改變最先出現在該署為固定式燃燒渦輪機最終規則所做的經濟分析中。

該署陳述的理由是：「為了更正這項錯誤，EPA不再將PM2.5和臭氧的效益貨幣化，但會繼續量化排放，直到本署對模型有足夠信心、能夠適當地將這些影響貨幣化為止。」產業的遵循成本照舊計算，健康效益則不再計入。桑思坦年輕時曾以司法部律師的身分參與雷根的成本效益行政命令，在這項計畫最初曝光時就警告，這將背離民主、共和兩黨歷屆政府長期以來的做法，也將是「EPA真正的低谷時刻」。

EPA自己在2026年1月的分析也承認，避免PM2.5和臭氧影響所帶來的效益，構成了「許多空氣法規貨幣化效益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把這部分剔除，其中許多法規的效益欄就會縮成薄薄一層，甚至空無一物，成本欄卻依然滿滿。曾經輕鬆過關的法規，如今在帳面上可能通不過成本效益檢驗，儘管法規本身、危害本身、受保護的人都沒有任何改變；變的只是試算表上有一欄被清空了。

2024年2月的規定與2026年1月的決定，在同一個機構的歷史上相隔不到兩年。按孟加拉的所得縮小之後，這個數字大幅壓低了建築安全值得花多少錢的門檻。在華盛頓從帳本上拿掉之後，它掏空了四十年來一直為保護措施提供正當理由的機制。

拒絕為更乾淨的空氣所挽救的生命標上金額，本身就是一種定價決定，而且是原本那套方法一直以來所做的選擇中，後果最重大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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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媒體來源

美國EPA總部正門；位於華盛頓特區西北區第12街的威廉·傑佛遜·柯林頓聯邦大樓。左側可見聯邦三角地鐵站的標示塔與電梯入口 – Wikipedia

主要資料來源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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