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還不起債：主權違約的經濟學與政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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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2026年11月2日 · 閱讀時間約19分鐘

2001年12月23日。當天才宣誓就職的阿根廷臨時總統Adolfo Rodríguez Saá，站上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的講台，宣布了當時史上規模最大的主權違約：超過800億美元政府公債的償付，即刻暫停。議員們起立，報以熱烈掌聲。

阿根廷即將陷入現代最嚴重的崩潰之一：貨幣貶值、銀行體系凍結、大批人民陷入貧困。不出幾個月，超過五分之一的勞動人口將會失業，逾半數人口將落到貧窮線以下。

這陣掌聲，最合理的解讀是如釋重負。在它背後，是三年來明顯無效的撙節，以及一筆到2001年底已無力償付、卻仍在繼續還本付息的債務——這個假象，是以人民付出的巨大代價撐起來的。

Rodríguez Saá開口時，災難早已展開，他的宣布只是終結了「這筆債還得起」的假裝。更難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政府和它們的債權人，總要把這種假裝維持那麼久？

違約是什麼

主權違約，是指政府債務到期時，未能按約定支付款項。這句話涵蓋的範圍很廣：小至行政疏失造成的30天付款延誤，大至徹底拒付——政府宣布不論對誰、不論何時，一毛都不付。兩種情況用的是同一個詞，這也是相關爭論常常雞同鴨講的原因之一。

介於兩者之間的，有債權人接受低於面額償付的「減記」（haircut）、把還款日往後推的到期日展延、調降利率，以及三者的各種組合。這些都屬於債務重整。重整可以發生在正式違約之前，也就是政府在漏付之前主動出手；也可以發生在違約之後，作為善後過程的一部分。重整可能獲得幾乎所有債權人參與，也可能演變成爭議，由拒絕參與的「釘子戶」債權人，在自己挑選的司法管轄區纏訟多年。

任何一場危機如何演變，取決於三項區別。第一是貨幣：違約國擁有自己的貨幣，還是隸屬某個貨幣聯盟？

擁有貨幣主權的國家可以讓貨幣貶值。進口成本立刻上升，但出口競爭力終將恢復，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債務，實質價值也會下降。身處貨幣聯盟的國家無法貶值，所有調整都只能透過工資、物價和就業來完成。這種結構上的不對稱，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冰島在三年內就恢復成長，而希臘在危機爆發近二十年後，人均產出仍未回到危機前的水準。但這不是全部原因：與多數在危機中維持固定匯率的國家相比，希臘的處境也糟得多，因為它陷入衰退時，背負著極為龐大的公共債務與外債。

第二是法律：債務依本國法律還是外國法律發行？依紐約法或英格蘭法發行的債券，任何拒絕重整的債權人都可以在當地提告，包括以面額幾分之一的價格買進違約債券的避險基金。正是這套法律基礎設施，讓釘子戶策略得以成立，而且利潤豐厚；阿根廷日後將在美國法院長達十五年的訴訟中，親身體會這一點。

第三是曝險：國內銀行持有多少主權債務？如果銀行握有大量政府公債，主權違約就可能同時引爆銀行危機：損失把銀行推向無力清償，信用緊縮，產出下滑。這種回饋稱為主權與銀行的「末日迴圈」（doom loop），是違約對實體經濟造成最嚴重二次傷害的主要管道。

「違約」這個詞，往往讓人聯想到最糟的版本：徹底拒付，從此被資本市場永遠拒於門外。實際上，它描述的是一道連續的光譜。一場危機落在光譜上的哪個位置，與其說取決於國家是否違約，不如說取決於何時違約、在什麼樣的貨幣與制度條件下違約，以及有沒有框架來規範整個過程、又是什麼樣的框架。

三場危機，三種命運

先看阿根廷。2001年12月的違約，發生在國際貨幣基金（IMF）支持的三年撙節之後；這些撙節既沒有恢復成長，也沒有穩住債務動態，而阿根廷經濟自1998年起就一直在萎縮。

到2002年衰退觸底時，人均產出已減少約五分之一。自1991年起，披索就與美元一比一掛鉤；為了守住這項承諾，財政緊縮一次比一次嚴厲，被高估的披索則不斷侵蝕出口競爭力，外匯存底持續流失。到2001年12月，債務已經無法償還。匯率掛鉤只撐到2002年1月初；一放棄掛鉤，披索到3月下旬就跌到超過3披索兌1美元。失業率最高超過21%，貧窮率突破57%。

國際資本市場對阿根廷關上大門，阿根廷這個名字也成了主權違約的代名詞。2005年與2010年的兩次債務交換，吸引了超過91%的合格債券持有人參與。過程並不乾淨俐落：這次重整充滿爭議、官司纏身，並在2014年釀成一次技術性違約——當時一家美國法院裁定，阿根廷若不同時償付拒絕交換的釘子戶，就不得向重整後債券的持有人付款。直到2016年與釘子戶和解後，阿根廷才重返國際債券市場。2020年，阿根廷再度違約，這已是第9次；它重整了650億美元的外國法債券，再加上同步進行的本國法美元債務交換，使2020至2030年間的應付款項減少約380億美元。「違約」一詞暗示的永久放逐始終沒有到來；阿根廷繼續借錢，也繼續違約。

冰島是對照組，因為那裡發生的並不是主權違約。倒閉的是銀行，政府則照常付款。

2008年10月，冰島三大銀行Kaupthing、Landsbanki與Glitnir在同一週內相繼倒閉。三家銀行的資產合計將近冰島GDP的9倍，以相對經濟規模而言，是有紀錄以來最大的銀行崩潰。那年秋天，多數政府都出手拯救本國最大的銀行，冰島政府卻任由它們倒閉。每家銀行都被一分為二：一家「新」的國內機構，承接存款與國內房貸；一個「舊」的銀行實體，繼承面對外國債權人的跨境負債，並進入破產接管。舊銀行的外國債券持有人和其他債權人，承擔了損失。冰島本身的主權債務毫髮無傷，因為政府並未擔保這些銀行的外債。國家仍付出了沉重代價。保障國內存款、為央行補充資本、熬過經濟衰退，讓政府總債務從占GDP的29%一路攀升，朝IMF預估的109%逼近；但國家從未漏付任何一筆款項。

對照愛爾蘭：2008年9月底，愛爾蘭為國內六大銀行幾乎所有的負債提供全面擔保。依2021年底的估算，這項承諾最終讓國家向銀行投入約670億歐元，計入出售所得、相關收益與融資成本後，淨成本約460億歐元；它也把一場銀行危機轉變為主權債務危機，主導了愛爾蘭此後十年的財政政策。冰島任由銀行倒閉，保住了國家的償債能力；愛爾蘭把民間銀行的損失吸收進公共債務，再花好幾年為這個決定買單。

冰島在當年11月接受了IMF的備用貸款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並在克朗貶值超過一半之後實施資本管制。GDP從高峰到谷底萎縮約10%；原本低於3%的失業率，升破7%。到2011年，冰島已恢復成長；愛爾蘭則被自己承接的銀行債務拖累，成長疲弱，2013年失業率仍接近14%。到2016年，冰島的人均產出已回到危機前的高峰。

無論冰島處理得好不好，這個機制都成立：拒絕把民間銀行損失吸收進公共債務的政府，就能讓這些損失不進自己的帳，也就更容易守住自身的償債能力。危機會有多嚴重，部分取決於由誰承擔銀行的損失：是透過公共債務讓全體人民承擔，還是由當初承擔風險的民間投資人承擔。

接著是希臘，最棘手的案例，因為它花了兩年拒絕違約，最後還是違約了。從2010年起，希臘接受了由歐盟執委會、歐洲央行與IMF組成的「三巨頭」（Troika）所開出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把避免正式違約，明定為第一次紓困的核心原則。

人均產出從高峰到谷底下滑超過四分之一，跌幅與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相當，但走勢不同。美國經濟在四年後觸底，隨後恢復成長，儘管1937至1938年曾急遽回落。希臘花了六年才觸底，到2025年，人均產出仍比2007年的高峰低將近9%。

2012年，私部門債務交換終於登場，把約2,000億歐元債券的面額削減一半以上，成為史上規模最大的主權債務重整。但此時，紓困方案已經進行了兩年；IMF自己的評估人員事後認定，這個方案建立在過度樂觀的成長預測上，也建立在一項規則修改上——這項修改經IMF執行董事會核准，目的就是讓貸款在不重整債務的情況下照樣放行。本該在2010年進行的重整拖到了2012年，此前已歷經兩年蕭條等級的萎縮，最後還被包裝成一場成功。衍生性金融商品業界自己的裁判、國際交換暨衍生性商品協會（ISDA），裁定這是一次信用事件，也就是除了政治用語之外，在各方面都算是違約；2015年6月，希臘又拖欠了一筆應償還IMF的15億歐元。

阿根廷的正式違約帶來了真切的災難，但撐得過去。希臘的違約為了保護債權人而延後，造成蕭條等級的破壞，近二十年後仍未完全修復。從未違約的冰島，經歷了劇烈但短暫的萎縮，隨後全面復甦。這些差異，大多與三件事相互對應：貨幣主權、制度結構，以及各方何時才肯讓無可避免的結局發生。

2012年希臘PSI

2012年的「私部門參與」（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PSI），對民間持有的債券施加53.5%的名目減記。希臘以立法方式，在本國法債券中追溯加入集體行動條款，藉此約束約14%未自願參與的本國法債券持有人；最後一批外國法債券完成交割後，整體參與率達到約97%。但這次交換讓民間債權人的順位落在官方債務（歐洲央行持有的債券、歐盟各國的雙邊貸款、IMF貸款）之後，而這些官方債務完全沒有被動到。

三條傳導管道

冰島在八年內就回到危機前的生活水準，希臘至今仍未達到。要理解三個案例為何分道揚鑣，就得越過「違約」、「紓困」、「方案」這類標籤，看清主權困境傷害實體經濟的三種機制。在每個案例中，這三種機制的作用方式各不相同，而這些差異解釋了大部分的結果。

先看銀行體系。多數國家的監理規定，允許銀行把本國政府以本國貨幣發行的債務視為無風險：在風險加權資本規定下，這類債務的風險權數為零，因為一般假設政府一定會還錢。銀行的理性反應，就是大量買進政府公債，因為它們的收益比現金高，又不必提列風險基礎的資本緩衝。一旦政府違約，大量持有主權債務的銀行，就可能同時被推向無力清償。信用緊縮；企業借不到錢發薪水；家庭無法融資消費；產出下滑。這就是末日迴圈。在冰島，銀行持有的是民間資產，而不是政府公債；迴圈沒有啟動，因為銀行倒閉並非由主權無力清償所引發。在阿根廷，銀行體系大多以美元運作，對美元計價的政府債務曝險甚深；存款早在違約前幾週就已凍結，而違約，加上隨後把美元餘額強制轉為披索，讓銀行元氣大傷。在希臘，末日迴圈在2012年債務交換之前以慢動作上演：到2011年年中，希臘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已明顯受損，而一場自2010年就開始的緩慢擠兌，發生在正式重整之前，而不是之後。

再看匯率。主權債務危機幾乎總會引發資本外逃：投資人在危機前或危機期間把資金撤出，壓低對本國貨幣的需求，使其貶值。進口變貴；以本國貨幣計算，外幣債務也更難償還。阿根廷在2002年1月貶值，到3月下旬，披索已跌到不及原本美元平價的三分之一，這原本會讓以美元計價的民間債務瞬間無法償還。政府的對策是「不對稱披索化」：美元貸款按原本一比一的匯率轉為披索，美元存款則按每1美元兌1.4披索、再加上通膨指數調整來轉換，兩者都遠低於市場匯率。它之所以能避免大規模破產，靠的是把巨額損失從借款人轉嫁給存款人和銀行，再透過補償債券，從銀行轉嫁給納稅人。對擁有貨幣主權的國家來說，貶值雖然痛苦，卻給了經濟一條調整的出路：如果貶值壓低了相對價格，出口就會更有競爭力，隨之而來的通膨也會縮小本國貨幣債務的實質價值。身處歐元區的希臘，根本不可能貶值。所有的調整負擔，都落在工資、退休金和就業上。這種不對稱，正是希臘的調整比冰島耗時更久、代價更高的一大原因。

第三條管道是市場融資。多數政府都有結構性赤字：支出多於稅收，差額靠發行新債來填補。

違約在很大程度上關上了這扇門，至少對外國債權人是如此。如果該國原本就有基本赤字，也就是在支付利息之前，支出就已超過收入，它就必須迅速朝基本收支平衡調整，緩衝主要只能仰賴官方貸款機構、現金準備和國內債務市場願意提供的資金；做法則是在衰退中大砍支出或大幅加稅，而這恰恰是經濟最需要反其道而行的時候。這種順週期緊縮會加深衰退、侵蝕稅基，長期而言讓根本的財政調整更加困難。這股壓力多快發作，取決於債務期限，因為發行長期債券的國家可以撐得比較久；但方向永遠相同。

當三條管道同時發作，銀行倒閉、貨幣下跌、新的借款停擺，嚴重程度便層層加乘。如果一個國家像冰島那樣保有貨幣主權，並限制銀行業的曝險，這些管道的交互作用就會不同，損害也就有限。如果一個國家像希臘在歐元區框架下那樣，放棄貨幣主權，又任由銀行業大量囤積主權債務，這些管道就會相互強化，損害也變得極難控制。

這些機制在各國財政部、多邊機構和債權銀行裡都是基本知識，因此每當同樣的結果在一場又一場危機中重演，很難歸咎於無知。

刻意設計出來的末日迴圈

歐洲的銀行監理沿用巴塞爾規範，至今仍給予以歐元計價、以歐元融資的歐元區政府債券零風險權數，因此銀行不必為這些債券持有任何風險基礎資本。這在2012年歐元區危機期間就被認定為結構性問題：當時財政吃緊國家的銀行，持有比例過高的主權債務，因為零風險權數助長了集中持有。改革提案不時有人提出。巴塞爾委員會在2017年12月結束的檢討沒有達成共識：委員會發表了一份討論文件，卻決定連公開徵詢意見都不做，規則維持原狀。後果很直接：在現行規則下，任何一場嚴重的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都可能同時演變成銀行危機，而制定規則的人至今仍選擇保留這套設計。

拖延的政治經濟學

如果主權債務危機的損害如此可以預見，真正該問的是：為什麼相關各方總是一再任由損害擴大？

承認主權無力清償，政治代價巨大而立即；拖延的代價則分散而緩慢。宣布無力償債的政府，當下就得承受政治衝擊：這等於承認前任政府對債務走向撒了謊、債務無法持續，而且債權人遭到誤導。必須做出這項承認的部長，通常正是那些信譽建立在避免這一刻到來的人，這讓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拖延。

即使重整終於發生，也很少一次就乾淨了結：綜觀一個世紀以來的主權違約，平均要經過兩次重整，違約才能得到持久的解決。第一次協議往往規模太小，必須重來。

這就是所謂的「展延裝沒事」（extend and pretend）。債權人不斷展延貸款，以免在資產負債表上認列損失；政府則持續借錢，把承認無力償債的政治代價往後推。多邊機構也提供緊急紓困方案，以防立即的失序崩潰，即使數字根本兜不攏，因為在債權國，這樣的違約在政治上無法接受。與此同時，缺口持續擴大，最終清算的代價也越來越高。這些代價落在當初對借債毫無置喙餘地的人民身上，而選擇展延的機構，卻讓這些代價不出現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

希臘是教科書級的案例。2010年的三巨頭方案明確以避免重整為設計目標，儘管IMF自己的幕僚無法以「高度可能」的標準判定希臘債務可持續，而這正是IMF規則對這種規模的貸款所要求的檢驗。動機在於銀行：歐洲各銀行持有大量希臘主權債務，若在2010年減記，就得由歐洲各國政府出錢替銀行補充資本。IMF自己的評估人員後來發現，IMF改寫了其「例外取用」（exceptional access）架構，好讓方案在不重整債務的情況下推進，並在核准這筆貸款的同一份執行董事會決議中，塞進一項新的「系統性豁免」。評估人員指出，這項決定的處理方式，助長了外界認為IMF給予歐元區「不公平的優惠待遇」的觀感。這是官僚語言；說白了，就是IMF為了遷就歐元區債權國政府的偏好，扭曲了自己的規則。

歐洲各銀行利用中間這兩年，降低了對希臘主權債務的曝險。2012年的損失，落在民間債券持有人與希臘國內機構身上。希臘失業率在谷底時超過25%，到2025年，人均產出仍低於2007年的高峰。一整個世代正值工作年齡的希臘人出走海外找工作。

債權人，與一套扭曲誘因的架構

在這類危機中，主宰債權人行為的不對稱很簡單：借錢給高殖利率主權國家的好處由私人獨享，失序違約的壞處卻有相當一部分由社會承擔。當一個主要債務國逼近危機，多邊機構和債權國政府就會出手干預，因為在本國政治上，危機蔓延是無法接受的。以高殖利率放款、如今面臨損失的民間債權人，可以預期得到以下兩者的某種組合：一是用來償付既有債務的官方貸款，讓債權人在危機期間毫髮無損；二是優先保障民間債權人回收的紓困安排。結果是，放款人有充分的理由以高殖利率放款，並預期一旦出事就會有人出手。

釘子戶問題讓情況雪上加霜。辛格（Paul Singer）旗下艾略特管理公司（Elliott Management）的子公司NML Capital，在次級市場以大幅折價買進阿根廷的違約債券。Aurelius Capital Management也是如此。兩者都拒絕了阿根廷2005年與2010年的債務交換（超過91%的合格債券持有人接受了這兩次交換），轉而依據同等順位條款（pari passu clause）在美國聯邦法院提告，主張阿根廷若要償付重整後債券的持有人，就必須同時按相同比例償付釘子戶。

2012年2月，紐約南區聯邦地方法院法官Thomas Griesa支持這項主張，第二巡迴上訴法院也在同年10月維持原判。阿根廷若要償付重整後的債務，就必須同時償付那些從未接受任何條件的釘子戶。2014年，儘管阿根廷有錢支付參與交換的債券持有人，仍被推入新一輪技術性違約，因為紐約法院判定，不同時償付釘子戶就逕行付款，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許的。

艾略特管理公司最終從和解中拿到約24億美元，大約是NML Capital買進這批不良債券所付金額的10到15倍。

如果一個國家的債券依紐約法發行、採用舊式措辭，而當地法院又會照字面解讀「平等對待」條款，有序重整就會變得非常困難：任何獲得超過90%債權人接受的協議，都可能被少數選擇不參與的人拖進長達十年的訴訟，協議下的付款也遭凍結。

集體行動條款（collective-action clause, CAC）是合約層面的回應：2003年後，CAC成為主權債券合約的標準條款，允許達到門檻的多數（通常是75%）約束少數釘子戶。但傳統CAC是逐檔債券分別表決，釘子戶只要買下單一檔債券的四分之一，就能擋下協議。少數發行國（包括烏拉圭）加入了跨檔合併計票的條款，但仍須在每一檔債券內各自取得多數同意。自2014年起，更強的「單一表決」（single-limb）版本，只要所有債券合併進行一次75%的表決，就能約束全體持有人，前提是所有人都獲得相同條件。這種條款只適用於含有該條款的債券，因此舊有的存量債券仍為釘子戶留下空間。自2014年起與之一併推廣的新版同等順位條款措辭，則排除了讓阿根廷動彈不得的那種「平等付款」解讀。這些條款對政府端的「展延裝沒事」、銀行端的末日迴圈，或匯率管道，全都無能為力。

缺席的框架——以及它為何缺席

企業破產之所以有一套結構化的處理框架，是因為債權人爭相搶奪資產、價值在混亂爭奪中毀損、危機在金融體系中蔓延，這些後果最終被認為無法容忍。美國《破產法》第11章規定，一提出聲請，自動中止（automatic stay）便立即生效：除少數例外，既有債權的催收與強制執行全部凍結，重整則在此期間協商，從而防止債權人爭搶資產——正是這種爭搶，讓失序倒閉如此具破壞性。清償順位規則確立了各類債權人受償的先後次序。強制批准（cram-down）條款允許法院在某一類債權人反對的情況下仍核准重整計畫，前提是計畫公平對待這類債權人。這套機制行之有效，企業破產即便規模龐大，也因此仍在可控範圍內。

主權國家則什麼都沒有。主權債務重整機制（SDRM）是一次打造同等機制的認真嘗試。

時任IMF第一副總裁的安妮·克魯格（Anne Krueger）在2001年11月下旬公開提出這項構想，距離布宜諾斯艾利斯停止付款只剩四週；當時阿根廷正一路滑向違約，讓這片制度真空的荒謬變得再明顯不過。依照克魯格最初的構想，SDRM將在IMF框架內建立一套準司法程序：協商期間在法律上暫停債權人訴訟；以特別多數表決機制，跨越所有各檔債券約束釘子戶；以及具備明確時程與債權人順位的結構化協商。在後來的草案中，這項暫停被縮減為範圍較窄的保護措施，而且須由債權人自己表決。

到2003年，這項構想已經夭折。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反對它，偏好以合約方式解決，具體來說就是集體行動條款；這樣既能把裁量權留給市場參與者，也能讓美國法院維持其作為主權債務爭端裁決者的既有角色。

大型新興市場債務國反對，因為把IMF的裁決制度化，會鞏固IMF對其經濟政策的政治影響力，而它們毫無接受的意願。民間債權人反對，因為它會讓釘子戶策略無以為繼。克魯格的提案，死在幾乎每一個它需要爭取才能成功的群體手中。

取而代之的是：債券合約中的CAC；IMF修訂後的例外取用政策，後來又為了希臘再度通融；以及自2020年起的G20「債務處理共同架構」（Common Framework for Debt Treatment），但它只涵蓋符合G20在2020年推出的暫停償債措施資格的較貧窮國家。尚比亞和迦納分別在2020年與2022年12月違約，在這個架構下都花了好幾年才談成主要的重整協議。斯里蘭卡在2022年4月暫停付款，次月陷入史上首次違約；由於不符資格，它在架構之外進行重整，於2024年分別與法國、印度和日本共同主持的官方債權人委員會、中國進出口銀行，以及債券持有人談成主要協議。

共同架構的緩慢是結構使然。中國是尚比亞最大的雙邊債權國，也是迦納的主要債權國之一，與法國共同主持了這兩個官方債權人委員會；但中國不在巴黎俱樂部及其規則之內，而債券持有人提供的減免是否相當的爭論，讓尚比亞的協議延宕了好幾個月。要協調巴黎俱樂部債權國、中國和民間債券持有人這些誘因各異的各方，橫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既沒有具約束力的時間表，也沒有強制批准機制，結果就是長達數年的拖延；而形塑這套制度的各方，正受益於雙邊的裁量空間，也選擇把它保留下來。

克魯格最初的設計，早已為更好的制度畫好藍圖：法律上的暫停、以特別多數約束釘子戶、結構化的時程、明確的債權人順位。這些機制大家都懂；每一類參與者在任何具備這些要素的框架下會失去什麼，也同樣清楚。

美國法院將失去在重整進行期間放任釘子戶追索一國資產的權力，避險基金則失去釘子戶策略本身。歐洲債權國政府將放棄把重整拖延到本國銀行降低曝險之後的裁量權，IMF則放棄為了遷就主要股東而修改自身取用規則的彈性。

G20共同架構

共同架構於2020年11月啟動，只適用於曾符合G20「暫停償債倡議」（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資格的73個國家，其中多數為低所得與中低所得國家。尚比亞在2020年違約，到2024年6月完成歐洲債券交換，而與官方債權人的雙邊協議，直到2025年仍在逐一簽署。迦納在2022年12月違約，2024年10月完成歐洲債券重整。中國在兩個案例中都是主要的雙邊債權國，但並非巴黎俱樂部成員；要讓中國的貸款條件與巴黎俱樂部慣例以及債券持有人的方案取得一致，讓兩國的時程都多拖了好幾個月。不在架構內的斯里蘭卡，於2024年談成主要協議，並在2025年與各債權人逐一簽署執行協議。對於阿根廷、希臘這類中等所得與高所得國家，共同架構並沒有對應的機制。

回到2001年12月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座議事廳。如果那陣掌聲是如釋重負，它迎接的，便是三年來「阿根廷還得起債」這個假象的終結。

這場假裝有它的理由。部長們的信譽繫於債務的可持續性，IMF官員承受來自債權國政府的壓力，債權銀行則有資產負債表上的曝險，需要時間降低。當假象終於破滅時，最沉重的代價並不是由他們承擔。

SDRM的失敗回答了一個問題：那些必須點頭才能建立更好制度的各方，打造新制度的理由，是否多過保住制度真空帶給他們好處的理由？2003年，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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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料來源與參考文獻

Argen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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