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款經濟：移工寄回家的錢，比全球外援加起來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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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2026年11月2日 · 閱讀時間約17分鐘

2020年4月22日，世界銀行預測全球匯款將出現現代史上最陡峭的下滑：流向中低所得國家的匯款將暴跌20%。這些國家收到的匯款才剛創下5,540億美元的紀錄，預估將跌到4,450億美元。馬尼拉、達卡、杜尚別和聖薩爾瓦多的政府接獲的訊息是：準備迎接一場前所未有的財政衝擊。

暴跌並沒有發生。2020年流向這些國家、有正式紀錄的匯款達5,400億美元，只比修正後的2019年總額5,480億美元低了1.6%。

預測與實際結果相差超過18個百分點。到了2021年，匯款已完全回升，並再度成長8.6%。在模型認定足以把它壓垮的條件下，匯款撐住了。

多數經濟學家基於同樣的理由做出同樣的預測，所以這次失準並不是世界銀行的能力出了問題。預測與結果之間的落差，多少說明了匯款是什麼、如何運作。市場情緒一變，投資資本就會重新定價；政治情勢一變，援助就可能轉向；預期報酬一降，外國直接投資就會停下來。匯款表達的卻是海外工作者與家鄉家人之間的一份義務，承載它的不過是電匯基礎設施和想要幫忙的心意，而對家人的義務，比上述任何一種都更難建模。

2024年，全球移民匯回家鄉的金額約9,050億美元，高於前一年的8,650億美元。

其中6,850億美元流向中低所得國家：超過這些國家所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與官方援助的總和，也大約是富裕捐助國一年援助支出總額的3倍。

這套體系不是哪一場布列敦森林會議設計出來的，也沒有任何條約或多邊機構決定錢流向何處。約2億名移工各自的私人決定，加總起來成了中低所得國家最大的外部資金來源。利雅德的一名工人決定這個月的薪水要寄多少回拉合爾；莫斯科的一名建築工人盤算著，杜尚別的家人在兩週後繳房租之前需要多少錢。

一套規模如此龐大、韌性如此強的體系，竟是在沒有任何中央設計的情況下長出來的。這一點既解釋了它為何行得通，也解釋了它為何無法單靠自己，做到它的規模似乎應該做到的事。

沒有人設計的金流

描述1990年以來匯款成長的數字，得附上一個但書。全球匯款從1990年的不到700億美元，增加到2024年的9,050億美元，以名目計算約增至13倍。這條軌跡是真的，卻不容易解讀：早期的成長，有很大一部分是舊錢浮上檯面，而非寄出了新錢。更完善的銀行基礎設施、行動支付平台和申報規定，讓數十億美元正規化；這些錢過去經由哈瓦拉（hawala）網絡、信封裡的現金和可靠的中間人流動，從未被計入。1990年的數字是低估的，而且可能嚴重低估；2024年的數字則完整得多。

所以，成長的故事有一部分其實是會計的故事，把兩者混為一談，就看不清實際發生了什麼。這股金流規模龐大，也確實成長了；但它一直都比歷史資料顯示的更大。

扣掉這部分，剩下的依然驚人。2024年最大的匯款收受國是印度，約1,290億美元，其次是墨西哥，約650億美元，再來是中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印度收到的匯款超過它吸引到的外國直接投資；墨西哥的匯款則讓外國觀光收入相形見絀。不過，就本文的論點而言，更有啟發性的是那些匯款占國民所得比重極高的小型經濟體，在那些地方，整個經濟是圍繞著這筆錢建立起來的。

2024年，塔吉克的匯款約相當於GDP的48%，是全球比例最高的國家，前一年還是39%。在薩爾瓦多，匯款占GDP的24%，其中約92%來自美國。黎巴嫩在2024年收到58億美元，占名目GDP的17.7%，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在波斯灣地區工作的黎巴嫩人寄回。

在這些經濟體裡，匯款是最大的外部收入來源之一，家戶消費、匯率、貿易收支，以及透過對家戶消費課徵的稅而連動的政府財政，全都圍繞著它運轉。

這套體系周圍的制度真空，是它與生俱來的。每一筆匯款都是兩個人之間的私人交易，因此匯款落在國家分配資本的機制之外。政府核發執照給匯款公司，也監理它們，另有國際原則規範這些服務應如何運作，但這一切都不決定一筆匯款流向哪裡、花在什麼地方。匯款沒有類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展援助委員會那樣的機構，沒有單位設定條件，也沒有部長能把這筆錢導向優先產業。正是這種缺席造就了它的成效：錢直接交到需要的人手上，不必經過那些在許多這類國家裡會讓錢縮水的部會。這也劃定了它的極限：一套沒有中央分配者的體系，沒有人能把它導向國家的優先目標，也沒有人能逼它去做參與者自己不願做的事。

測量的難題

一名在倫敦工作的迦納護理師，在手機應用程式上點幾下，就為母親在阿克拉的行動錢包儲值，這筆錢會出現在今天的統計裡；同樣一筆錢，若在1995年交給一名可靠的信差，往往在哪裡都查不到。沒有人能確切說出，1990年以來的成長有多少是新錢，又有多少是一直都在寄、卻從未被計入的錢。這個趨勢是真的，但沒有原始數字顯示的那麼陡。

錢怎麼流動，又要付出多少代價

在莫斯科的工人和杜尚別的家人之間，夾著一整個金融產業，每一筆匯款都要被抽走一部分。2025年第三季，全球匯200美元回家的平均成本是6.36%。管道不同，差別很大：銀行平均收取14.99%，純數位匯款業者則只要3.54%，大約是銀行的四分之一。

把這個費率套用在匯往中低所得國家的6,850億美元上，手續費一年高達數百億美元。這只是粗估，因為金額越大，每一美元的成本越低。而且，若不是政策失靈，這筆錢本來就不該存在。

這些成本的地區差異相當懸殊。南亞長期是匯款成本最低的地區，但2025年價格又逐漸回升，把這個位置讓給了涵蓋中東、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是最昂貴的地區；全球只有少數幾條通道的手續費會吃掉超過五分之一的匯款，其中大多從那裡出發。

對這些通道另一端的家庭來說，手續費直接從到手的錢裡扣掉。哈瓦拉是以信任為基礎的非正式匯款網絡，幾百年來一直在從波斯灣通往巴基斯坦和埃及的通道上運作，它讓人看見，這些成本把人推向了哪裡。

杜拜的一名工人把現金交給hawaladar，也就是匯兌掮客；掮客聯絡在喀拉蚩的同行，再由對方把同樣的金額扣除一小筆手續費後，交給收款的家庭。掮客之間透過暗碼帳本、反向交易和網絡內的信譽經濟來結算，隨著時間把一筆筆交易互相抵銷。沒有任何錢實際越過國界。

哈瓦拉本質上並非犯罪。正規銀行太貴、太慢，或到不了收款家庭居住的鄉村地區，哈瓦拉就填補了這個缺口。911事件之後，洗錢防制和打擊資恐的規定把非正式匯款網絡預設為可疑，在許多司法管轄區把哈瓦拉逼入地下。哈瓦拉活了下來，變得比以前更不透明、更難監控，因為正規的替代方案依然太貴。

SDG 10.c：沒有人達成的承諾

永續發展目標細項目標10.c於2015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通過，內容是：「在2030年前，將移民匯款的交易成本降至3%以下，並消除成本高於5%的匯款通道。」截至2025年第三季，全球平均成本為6.36%——期限還沒到，連平均值都還高於5%這條線，而到了2030年，每一條匯款通道都應該低於這條線。

純數位業者的全球平均費率是3.54%，有些通道的成本也已低於3%，所以低價匯款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價格居高不下，原因在於市場結構：兼營匯款業務的既有銀行，在競爭有限的通道裡保有定價能力，也很會遊說，阻擋那些能讓數位挑戰者更快進場的法規變革。收款國政府對降低成本最有切身利益，談判時卻最沒有籌碼：匯款機構不在它們境內，它們對這些機構的定價也沒有實質管轄權。八大工業國集團（G8）在2009年承諾，要在5年內把平均成本降到5%。期限屆滿時，平均成本仍比目標高出約3個百分點，此後也從未降到5%；至於2030年降至3%的目標，看來屆時的差距會更大。

證據怎麼說

匯款對收款國的經濟是逆週期的：當乾旱、颶風或貨幣危機衝擊家鄉的家人，匯款往往會增加。匯款也穩定得出奇。在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外國直接投資從高峰到谷底跌了40%以上，流向開發中國家的匯款則只下滑約5%。新冠疫情爆發時，每一家機構都預測匯款會崩跌，結果只跌了1.6%。部分機制很簡單：家人遇到困難時，移民會動用積蓄或削減自己的開銷，多寄一些錢回家。2020年還有其他力量助了一臂之力：刺激方案讓移民所在國的經濟比預期好，過去以現金或非正式管道流動的錢，也轉進了有紀錄的管道。

逆週期的特性是真的，但有其極限。它只適用於衝擊源自收款國的情況。衝擊若源自匯出國，機制就會反轉。塔吉克就是一例：當俄羅斯經濟萎縮、勞動市場緊縮，或盧布對主要貨幣的購買力下跌，塔吉克工人能寄回家的錢，實質價值也跟著下降。這種風險一再出現，因為塔吉克經濟有太多收入仰賴移工在俄羅斯的工資。匯款提供的保險只朝一個方向運作，而且兩個經濟體同時承壓時，保障就會減弱。放大來看，在20個經濟體中，匯款波動約有三分之二跟隨同一個全球週期。當世界經濟放緩、信用緊縮，許多國家的匯款成長往往會同時放慢。

減貧方面的證據相當紮實。在1990年至2005年的33個非洲國家中，匯款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0%，貧窮人口比例和貧窮深度也都伴隨下降將近3%。1990年至2021年間，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38個最大的匯款收受國也呈現同樣的模式。這些研究顯示，在高度仰賴匯款的經濟體裡，匯款是家戶能用的減貧工具中較有力的一種，比大多數援助更直接，也沒有那些常讓援助成效不如其規模的附帶條件。

教育方面的效果同樣有充分記錄。在薩爾瓦多，收到海外匯款的家庭，孩子輟學的機率低得多，而且每一美元匯款讓孩子留在學校的效果，遠大於一美元的其他收入：在城市裡，至少是10倍。這符合一種看法：明確為了支持家人而寄來的錢，花法和一般收入不同。綜合30個國家的數十項研究，也證實了這個模式：收到匯款的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明顯較高，但並非處處如此。在東歐和東亞，這個效果消失了；在其他地方，效果大小則因國家、家戶結構和遷移模式而異。

這些發現最可能的共同線索，是直接性。許多官方援助在送到家戶手上之前，要經過捐助國的官僚體系、受援國的部會、執行夥伴和地方承包商，每一關都可能出現效率不彰和中飽私囊。匯款跳過了這一切。它以現金或行動支付的形式交到一個特定的人手上，由她花在家人的具體需求上。同樣的直接性也限制了匯款，因為直接流進家戶的錢，不會經過任何設計來把它轉化為公共制度的環節。

無法取代的人

匯款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為有工作者離開了，而同一場離開也造成了人才外流：每一筆匯回家的錢，都仰賴一個已經不在家鄉工作的人。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醫師與人口比例最低的地區之一。這個地區也用公帑培訓醫師，培訓機構的營運成本有一部分由外國援助支應，然後再把這些醫師輸出到英國國民保健署（NHS）、加拿大的醫院和美國的醫療體系。光是2018年至2021年，就有超過3,000名迦納醫護人員前往英國，而這股外流由來已久：1985年至1994年間在迦納畢業的醫師，大約每5人就有3人後來到海外工作。儘管迦納持續投入公共資源培育醫學人才，至今仍大約每4,000人才有1名醫師。

想想一名迦納花7年以上、由迦納納稅人出錢培養的醫師。她移居國外，在一家英國NHS醫院工作，而這家醫院原本得自己出錢培養一名本國醫師來補這個缺。她每個月寄500美元回家。這是一筆真金白銀，也幫助了一個真實的家庭，但單靠這筆錢，無法再培養一名醫師、補上她離開的那間診所的人手，也無法減輕留下來的同事的負擔。對這個家庭來說，這筆帳算得理性，也划算。對國家來說，這卻是一筆補貼，由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付給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以人力資本支付，再經由電匯償還其中一小部分。

高技術移民寄回的錢能否彌補這個差距，仍有爭議。在一大批開發中國家的追蹤資料中，人才外流越嚴重，匯款流量越小，這種模式一般歸因於高技術移民在國外待得更久，也會把家人接過去。針對11個富裕移入國移民的調查卻指向相反的方向：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寄回家的錢越多，主要是因為他們賺得更多。

有一個值得認真看待的反駁：移民出國的前景，可能促使更多人去取得學歷和專業資格，人數多過原本會這麼做的人。如果其中一些人後來沒有移民，或在國外累積技能後回國，移民母國最後擁有的受教育勞動力，就會比沒有移民這條路時更多。這就是「人才增益」（brain gain）假說，也有一些實證支持。

人才增益：真實案例與其侷限

菲律賓從1970年代起，刻意為了輸出海外而擴大護理培訓。結果護理人力遠遠超出國內醫療的需求，培訓出來的專業人才既能輸出，也能留在國內服務。海外菲律賓護理師寄回的匯款支撐了家戶消費；國內醫療體系也因為留下來的人力比原本更多而受益。印度的資訊科技產業也有類似的動態：1990年代和2000年代，軟體工程師移居矽谷，建立起的人脈網絡後來促成了回流移民，也帶動印度本土科技產業的成長。

這些是人才增益的真實案例，但無法推而廣之。菲律賓的案例仰賴刻意的國家產業政策，以及護理培訓的一項特性（可以快速擴充）。印度資訊科技的案例，則仰賴一個快速成長、有能力吸納回流者的本土產業。兩國都是中等所得經濟體，擁有能從高技術移民中取得部分好處的制度基礎。

人才外流最嚴重的國家，包括每人平均醫師數極少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經濟體和太平洋小島國家，最沒有能力推動那種在馬尼拉或班加羅爾把移民變成策略的產業政策。在這些國家，一套穩定造福家戶的機制之所以能運作，有一部分正是靠帶走許多最有能力建立這些家戶所需制度的人。

依賴的貨幣

荷蘭病一旦生根，就會讓人才外流雪上加霜。一個國家一面流失最有能力的工作者，一面讓自己的生產部門因成本過高而失去競爭力，它的人力資本就會衰退，而這些人力資本原本可以發揮作用的經濟環境，也同時在惡化。

荷蘭病指的是大量而持續流入的外匯，掏空可貿易部門的機制。這個現象最早記錄於1970年代的荷蘭，起因是天然資源帶來的意外收入，因此得名，但它適用於任何大量而持續的外匯流入：石油收入、援助或匯款都一樣。路徑是這樣的：外匯流入推升國內需求，尤其是對非貿易財與服務的需求，例如住宅、營建和在地服務。非貿易部門的價格上漲，實質匯率升值。農業和製造業等出口部門以本國貨幣計算的成本升高，賺到的卻是以固定國際價格計算的外幣收入。競爭力流失，企業退出或乾脆不進場，可貿易部門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隨之縮小。

由匯款驅動的這種機制確有證據，只是比理論來得凌亂。在32個亞洲開發中國家裡，每人平均匯款越多，實質匯率越強，這正是教科書上荷蘭病的特徵。但這個效果只出現在匯款相對於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在匯款規模大的國家，貨幣反而傾向走弱。對匯款經濟體來說，荷蘭病仍是真實的風險，但收到最多匯款的國家，並不一定會染上它。

塔吉克是匯款比重最高的國家之一，它以集中的形式呈現出另一種曝險：風險來自國外，而不是來自升值的貨幣。匯款相當於將近一半的GDP，而且絕大多數由在俄羅斯的塔吉克移工寄回，因此索莫尼的實質購買力，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俄羅斯工地的工資水準。2014至2015年，盧布在油價崩跌和西方制裁之後暴跌，移工寄回家的錢以美元計算，一年內就少了三分之一。官方成長數字幾乎沒有動搖，因為經濟以實質計算仍在成長，但這場外部衝擊經由匯款管道，直接傳導到了家戶的購買力上。

在匯款確實推升實質匯率的地方，陷阱會自我強化。可貿易部門承受的競爭力壓力，是匯款較少的經濟體裡的企業不必面對的。農產品出口商處於劣勢，製造商也難以把成本結構壓到足以打進出口市場的水準。國內經濟轉向消費和非貿易服務，也就是從匯款支出中獲益的部門，背離了歷史上推動結構轉型的可貿易活動。國內缺少生產性的工作，就有更多人移民。移民越多，匯款越多，匯率又被推得更高。

政策回應受到的限制，在財政政策中並不常見。政府可以讓貨幣貶值，但匯款正是它想調整的匯率的主要驅動力之一。政府可以推動產業政策來扶植可貿易部門，但在貨幣已被推高的地方，這些部門的企業背負著競爭力劣勢，補貼的力道必須超過這項劣勢才行。政府可以嘗試透過僑民債券或配對儲蓄計畫，把匯款導向生產性投資，但錢怎麼用由移民自己決定，而且，財務誘因能否把以消費為主的金流大幅導向資本形成，證據很有限。國家正在試圖處理一股它沒有創造、也無法阻止的金流所帶來的後果。

選不掉的國會

荷蘭病一旦生根，就會讓一個本來就受限的國家手上的工具變得更少。主權陷阱則是另一個論點：這套工具從一開始就不夠用，而多年累積的匯款依賴讓這種不足根深蒂固。它要問的是，當一國經濟中影響最大的變數，可以被外國的立法機關改寫時，會發生什麼事。

發展若是一項實際的工程，而不只是口頭承諾，就需要制度上的自主能力：在國家層級做出分配、監理和政策決定，而且這些決定確實有分量。如果一個國家最主要的經濟變數，是一股私人金流，由另一個國家經濟裡的工資水準決定，受制於那個國家的移民政策，又經由在自己無法監理的市場中定價的匯款服務傳送，那麼這樣的國家就已經交出了對其核心經濟功能的制度自主權。它們是逐步交出的，經由數百萬個理性個人選擇累積而成的邏輯，以及國家對自己無法改變的條件所做的調適。

薩爾瓦多是這個論點變得具體、而且有確切日期的地方。匯款約占薩爾瓦多GDP的24%，其中約92%來自美國，使得薩爾瓦多相當大一部分的家戶所得，以及這些所得花用時所產生的稅收，都繫於單一的外國經濟。2025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其中包括對以現金、匯票或類似實體工具支付的匯款課徵1%的貨物稅，自2026年1月1日起生效。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估計，對匯款課徵1%的稅，會讓薩爾瓦多損失相當於國民所得0.6%的金額；最後通過的法律只對以現金支付的匯款課稅，影響的稅基較窄。

薩爾瓦多沒有任何人就此投票，也沒有任何薩爾瓦多官員能上談判桌，或對結果有任何影響力，儘管匯款相當於將近四分之一的國民所得。

這項稅有豁免規定：以美國金融機構發行的簽帳金融卡或信用卡支付的匯款不在課稅之列，從受《銀行保密法》（Bank Secrecy Act）規範的帳戶匯出的款項也一樣。因此，衝擊將集中在使用現金匯款的那一部分薩爾瓦多海外僑民身上，這群人所得偏低、沒有銀行帳戶的比例特別高，也最不可能擁有讓這些豁免規定真正派上用場的替代方案。不論總額多少，損失都會落在本來就處於邊緣的家庭身上。

黎巴嫩版本的陷阱，經由一種不同、但結構相似的依賴運作。黎巴嫩在2024年收到58億美元的匯款，占名目GDP的17.7%。這筆錢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波斯灣地區賺的，使得黎巴嫩的匯款收入對波斯灣合作理事會（GCC）國家的勞動市場政策、油價週期，以及勞動力本國化運動都很敏感；波斯灣各國政府會不時透過「沙烏地化」和「阿聯化」這類運動，減少對外籍勞工的依賴。貝魯特既不制定這些政策，也無法參與協商，只能適應它們的後果。

2019至2020年爆發的銀行危機重組了黎巴嫩的匯款流向，而重組的方式正透露出這個國家的處境。隨著存款人失去信心、銀行業累積超過720億美元的虧損，正規銀行體系崩潰，匯款大舉轉向非正式管道。黎巴嫩海外僑民實際上成了這個國家的境外資產負債表。當黎巴嫩鎊貶值超過98%，正規存款又被困在不肯還錢的銀行裡，中產家庭靠匯款維持消費。這筆錢讓家家戶戶在一個政治秩序裡撐了下去，而正是這個秩序的失敗，讓這筆錢變得不可或缺。

塔吉克的主權陷阱最為鮮明。匯款相當於GDP的48%，而且絕大多數來自俄羅斯，這個國家的損益表等於是俄羅斯經濟狀況的衍生物。盧布下跌，塔吉克的家戶所得就實質下降；雇用最多塔吉克移工的俄羅斯營建業一放緩，匯款也跟著放緩。塔吉克沒有足夠的政策工具可以回應，莫斯科的經濟起了變化，杜尚別也沒有任何條約可以援引。沒有人規劃這種依賴；它是從經濟結構中長出來的，也正因如此而難以動搖。

塔吉克、薩爾瓦多和黎巴嫩並沒有把匯款依賴當成發展策略來設計。在這些國家，制度失靈讓移民成為個人的理性選擇，移民之所以寄錢回家，是因為有義務、也因為行得通，而這套機制在家戶層次上的真實成效，造成了一種如今主導經濟生活的路徑依賴。

每一步，個人的決定都是理性的。加總起來，卻產生了一種看似發展策略、其實並不是的東西，而稱之為策略，等於暗示這些國家擁有它們並不具備的自主能力。它們是在處理後果，這些後果來自數十萬公民的決定，以及這些公民移居國政府的決定。

電匯做不到的事

2020年，各方預測匯款會下跌20%，結果只跌了1.6%。

從最直白的意義上說，這股金流正是發展經濟學花了75年想要打造的一切：直接、精準，沒有附帶條件、計畫週期、執行夥伴或部長簽核，也沒有那些讓資金在正式援助架構中流動時遭到侵吞的漏洞。錢從一個特定的人流向一個特定的家庭，花在這個家庭需要的地方。在這個層次上，它確實有效：貧窮深度下降、輟學率下降，家戶撐過了足以摧毀其他機制的衝擊。

這樣的成效有其極限。它無法把離開的醫師帶回來，無法恢復荷蘭病可能侵蝕掉的匯率競爭力，也無法對那項向電匯本身課稅的法案投票。

它也無法取代那些能把匯款支撐的家戶消費轉化為經濟結構轉型的制度：能動員儲蓄的銀行體系、能吸引投資的監理環境、有能力執行產業政策的文官體系，以及能支應下一代公共教育和醫療的稅基。

最依賴匯款的國家，包括塔吉克、薩爾瓦多和結構上陷入癱瘓的黎巴嫩，正是這些制度最薄弱的國家。

許多最有能力建立這些制度的人已經離開了，而他們正在寄錢回家。這筆錢在家戶層次上確實帶來好處，卻無法替他們完成建設。

認真的發展經濟學必須面對的問題是：當能建立這些制度的人正在國外賺取工資，這些制度要如何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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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媒體來源

孟加拉Kutupalong難民營照片 – Wikipedia

主要資料來源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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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 “Remittances to Reach $630 billion in 2022 with Record Flows into Ukraine,” Press Release, May 11, 2022 — 2021 growth of 8.6%,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2/05/11/remittances-to-reach-630-billion-in-2022-with-record-flows-into-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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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Even at 1 Percent, the US Remittance Tax Hits Poor Countries Hard,” blog post, July 1, 2025, https://www.cgdev.org/blog/even-1-percent-us-remittance-tax-hits-poor-countries-hard

L’Orient Today, citing World Bank estimates, “World Bank: Lebanon received $5.8 billion in remittances in 2024,” February 28, 2025, https://today.lorientlejour.com/article/1449753/world-bank-lebanon-received-58-billion-in-remittances-in-2024.html; the figures above are the World Bank series used for the other country shares in this article. Banque du Liban’s own balance-of-payments count, which measures workers’ remittance inflows differently, is higher: $6.8 billion in 2024 (Banque du Liban,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 2024,” May 2025, pp. 9–10), https://www.bdl.gov.lb/CB%20Com/Publications/Publications/Annual%20Report_2024_En%C2%A710530_3.pdf

World Bank, “Tajikistan Shows Strong Economic Momentum but Lags Regional Peers on Digitalizing Trade,” press release, July 30, 2025,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5/07/30/tajikistan-economic-update-2025
World Bank, “World Bank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slowdown on households in Tajikistan,” press release, December 2, 2015,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5/12/02/world-bank-discusses-the-impact-of-economic-slowdown-on-households-in-tajikistan

Our World in Data, “Tajikistan’s remittances are worth nearly half the country’s GDP,” 2025, https://ourworldindata.org/data-insights/tajikistans-remittances-are-worth-nearly-half-the-countrys-gdp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0, 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investment-report-2010

RSM US,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imposes 1% excise tax on cross-border remittances,” 2025, https://rsmus.com/insights/tax-alerts/2025/excise-tax-on-cross-border-remittanc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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