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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2025年9月2日，美軍在加勒比海攻擊一艘小船，船上11人喪生。這些人究竟屬於哪一類人，從來沒有任何法院判定過。這場行動總計已造成至少238人死亡，沒有一人被起訴，也沒有一人的身分由政府確認。劃定目標類別、宣告武裝衝突、授權動武、審查自身合法性的，都是行政部門。這套架構沒有任何部分只限於販毒集團：恐怖組織名單每多列一個團體，它能觸及的範圍就跟著擴大。未來的政府都會繼承這套架構，因為沒有法院判定它違法，國會也沒有通過任何法律加以約束。
目錄
2025年9月2日，美軍在加勒比海南部摧毀了一艘小船，船上11人喪生。美國政府說他們是「阿拉瓜火車」幫（Tren de Aragua）的毒品恐怖分子。委內瑞拉則稱這是法外謀殺，哥倫比亞總統不久後也將痛斥這整場行動是謀殺。這場爭議至今沒有定論。但在它底下還壓著一個更早的問題：在攻擊發生前的那一刻，這11個人在法律上究竟屬於哪一類人。
做出這個判定的不是法院，也不是任何其他司法機構，更沒有法官審查過任何令狀。決定是在華府做成的，憑藉的是就職當天簽署的一道行政命令、2月公布的國務院列名、夏天一份至今仍屬機密的總統指令，以及司法部內部草擬的法律意見。直到攻擊一個月後，政府才告知國會，它認定美國正與被列為外國恐怖組織的販毒集團處於「非國際性武裝衝突」。
數百年來的美國法理規定了國家在懲罰一個人之前必須證明什麼：正當法律程序，也就是被正式起訴、與證據對質，並由一個能針對特定個人評估特定指控的法院審判的權利。在這套程序之外，警察只有在制止足以致死或造成重傷的嚴重威脅時才能殺人。9月2日在加勒比海，這套框架沒有任何一部分得到適用，卻也沒有任何人宣布暫停它。政府的法律理論主張，它從來就不適用：那艘船上的人不是可以逮捕、交付審判的刑事嫌疑人，而是適用軍事攻擊目標規則的敵方戰鬥人員；而且早在有人中彈之前，行政部門就已獨自啟動了這套歸類，沒有任何司法參與。
問題在於，這是怎麼變成美國政府的法律立場的；而至今沒有任何聯邦法院就這個立場能否成立作出裁決，又意味著什麼。
這場軍事行動
到2026年10月初，也就是第一次攻擊後13個月，美軍已在加勒比海與東太平洋對船隻發動至少71次攻擊，造成至少238人死亡，其中23人被列為失蹤、推定死亡。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在2025年11月將這場行動命名為「南方之矛行動」（Operation Southern Spear）；行動由美國南方司令部轄下的「南方之矛」聯合特遣部隊主導，宣稱的目的是保衛本土、將「毒品恐怖分子逐出我們的半球」，並保護本土免受「正在殺害我們人民的毒品」所害。自2026年8月起，南方司令部把新的攻擊歸於西半球聯合特遣部隊名下。美軍有一人殉職：準下士Chukwuemeka E. Oforah在2026年2月支援這項行動時，從硫磺島號（USS Iwo Jima）落海。
遇難者中沒有任何一人被控犯罪。沒有法院審查過任何一項攻擊目標決定，也沒有獨立機構查證過針對任何一名死者的任何指控。國防部至今沒有公開任何一名死者的身分。
死者無名無姓，是這套體系的設計使然。軍事上鎖定目標，問的是一個人是否屬於敵方部隊，這是身分問題；刑事法院問的則是這個人是否有罪。把這些人劃進攻擊目標名單的類別，是華府以行政決定畫出來的。任何一艘船上的任何一個人做過什麼、知道什麼、意圖什麼，在政府的框架裡都只算是證明其成員身分的證據；軍方對這些證據做過什麼查核，也都在機密程序下進行，沒有任何法院或獨立機構檢視過。政府的目標鎖定程序並不要求它知道自己殺了誰，也沒有任何外部機制迫使它去查明。
2026年5月，由拉丁美洲調查報導中心（CLIP）主導、歷時5個月的調查，查出13名先前身分不明的遇難者，使公開確認身分的死者增至16人。其中幾人是漁民，看不出與毒品交易有任何關聯；另一些人似乎是受僱運送違禁貨物，是從事危險工作的窮人，並非販毒集團的首腦。這些網絡確實存在，它們雇用的人知情與參與的程度各不相同。而攻擊展開8個月後，美國政府仍未提出證據，證明當時已遇害的194人中有任何人涉及販毒；目標鎖定程序也從未要求它這麼做。
2025年10月，參議員謝安達（Adam Schiff）與凱恩（Tim Kaine）強行促成表決一項決議案，要求未經國會授權不得再發動攻擊；參議院以51票對48票否決。11月，一項針對美國對委內瑞拉敵對行動的決議案也未能通過；12月，眾議院又以些微差距否決了2項戰爭權力決議案。政府沒有請求、也沒有獲得國會任何正式授權，並稱授權並無必要。整個行動期間，政府的用語始終如一：「毒品恐怖分子」、「非法戰鬥人員」，以及赫格塞斯所說「經過指揮鏈上上下下最優秀的軍方與文職律師核准」的攻擊。這項核准只建立在政府自己的說法上：法律背書出自發動攻擊的同一個行政部門內部的律師，而從聯合國專家到人權觀察，獨立評估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
酪農場
2026年3月3日起，厄瓜多部隊在美國支援下，打著「南方之矛行動」的旗號，突襲厄瓜多蘇昆比奧斯省（Sucumbíos）聖馬丁村（San Martín）附近、靠近哥倫比亞邊界的一處地產。厄瓜多說目標是「邊境突擊隊」（Comandos de la Frontera）的營地，這個武裝團體源自哥倫比亞革命軍（FARC）的異議派系運動，被控從事販毒；華府則只說是與某個未具名、已被列名的恐怖組織有關的毒品恐怖分子。工人告訴《紐約時報》，厄瓜多士兵審問並毆打他們，還用汽油燒毀了這處地產上的棚舍；士兵也燒掉了附近2棟廢棄房屋。3月6日，直升機再度飛來，對殘骸投下炸藥。赫格塞斯分享了影片，宣稱美國「在陸地上也在轟炸毒品恐怖分子」。
3月24日，《紐約時報》在採訪地主、工人和居民後報導，這個目標其實是一座養牛與酪農的農場。厄瓜多國防部駁斥這篇報導，說部隊在現場找到一把半自動步槍和彈藥，而且該處並沒有牛隻，也沒有酪農活動；這些說法國防部至今未以公開證據佐證。厄瓜多多個人權團體組成的聯盟向厄瓜多當局及聯合國提出申訴。兩國政府都沒有宣布展開調查，也都未承認有任何錯誤。7月，人權觀察公布了自己的調查結果：士兵燒毀了3處地產，轟炸其中2處，並拘押、刑求了4名農場工人；該組織也找不到任何可信證據，顯示這些地產與犯罪武裝團體有關。法律架構：殺戮如何被宣告為合法
支撐「這些攻擊合法」這項主張的法律鏈條，由4個各自獨立的環節組成。每一環在某種法律解釋下都說得過去，但整條鏈從未經任何法院裁判。
2025年1月20日，川普（Donald Trump）簽署一道行政命令，標題為《將販毒集團及其他組織指定為外國恐怖組織及特別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命令給國務卿14天時間，提出建議：依《移民與國籍法》第219條，應將哪些販毒集團和其他組織列為外國恐怖組織。
2025年2月20日，國務卿盧比歐（Marco Rubio）在《聯邦公報》公布8項列名：錫那羅亞販毒集團（Sinaloa Cartel）、哈利斯科新世代販毒集團（Cártel de Jalisco Nueva Generación）、東北販毒集團（Cártel del Noreste，前身為Los Zetas）、海灣販毒集團（Gulf Cartel）、米卻肯新家族（La Nueva Familia Michoacana）、聯合販毒集團（Carteles Unidos）、「阿拉瓜火車」幫，以及MS-13。依《移民與國籍法》第219條，國務卿必須認定一個組織是外國組織、從事恐怖活動或恐怖主義（或仍保有這麼做的能力與意圖），並且威脅美國國民或國家安全。列名不需要司法核准。國會會提前7天收到通知；國會可以阻止或撤銷列名，但只能透過立法。被列名的組織本身可在30天內向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提出異議，但法院只審查行政紀錄，機密證據只給法官過目；若列名恣意武斷、違憲、逾越法律授權、程序有瑕疵，或在紀錄中缺乏實質依據，法院可以撤銷。實際運作就是：行政部門列名，只有在被列名的團體自己提告時，法院才會檢驗這個決定，而且檢驗時對行政部門高度尊重。
第一次對船隻的攻擊發生在2025年9月2日。2天後，川普依《戰爭權力決議》的規定向國會提交48小時報告，描述對一艘「與某個被列名恐怖組織有關」的船隻發動攻擊，但並未主張存在任何武裝衝突。這項主張一個月後才出現。2025年10月初，政府依另一項申報法規（50 U.S.C. §1543a）向國會各委員會提交通知，表示總統已「認定」美國正與這些被列為外國恐怖組織的販毒集團處於「非國際性武裝衝突」，並稱其成員為「非法戰鬥人員」。根據國際人道法，一場真正的非國際性武裝衝突（NIAC）會讓武裝衝突法開始適用，允許攻擊有組織武裝團體的成員，而這在平時的執法規則下是被禁止的。在政府的框架裡，這就讓那些船上的人成了與美國處於武裝衝突的有組織武裝團體成員，因而是合法的軍事目標。曾任職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OLC）的Marty Lederman當時就詳細說明，為何這份通知根本無法確立國際法上的任何武裝衝突。
政府既沒有尋求國會通過新的《授權使用軍事武力法》（AUMF），也沒有尋求宣戰。在2025年10月30日的一場閉門簡報中，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主管告訴國會議員，這些攻擊不需要國會授權，也不構成《戰爭權力決議》所稱的「敵對行動」，因此在政府看來，該決議的60天時限並不適用。支撐這個立場的OLC機密備忘錄，據報在2025年9月5日、也就是第一次攻擊3天後定稿，至今從未公開。2026年9月下旬，紐約一名聯邦法官在審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與憲法權利中心依《資訊自由法》提起的訴訟時，命令政府交出這份備忘錄，供法院私下審閱。
把這些拼在一起：行政部門劃定目標類別，只受範圍狹窄、高度尊重行政的司法審查；宣告衝突，無須任何司法核准；依憲法第二條授權動武；再透過OLC自行評估合法性，而OLC的結論仍屬機密。4個步驟全都落在同一個部門之內，部門以外沒有任何人核准攻擊目標本身。對於在國際水域為被列為外國恐怖組織的團體效力的人，依武裝衝突法是否算合法的軍事目標，至今沒有任何聯邦法院作出裁決。結構上的原因在於：法院需要一個具備原告適格的人來起訴，而目標都已經死了。他們的家屬則面臨主權豁免與可裁判性的障礙，先前的無人機攻擊訴訟已經顯示這些障礙有多難跨越。第一起指標性訴訟如今已進入法院：2026年1月，在2025年10月一次攻擊中喪生的2名千里達男子，其親屬在麻薩諸塞州聯邦法院對美國提起不當致死訴訟。政府已聲請駁回，此案自2026年7月起暫停審理。
OLC備忘錄的傳統
法律顧問辦公室負責就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出具正式意見。實務上，OLC意見的作用等同授權：只要OLC說行政部門可以做某件事，行政部門就會去做。除非日後的訴訟迫使文件公開，否則不會有任何公開審查。
具體的先例，是授權擊殺奧拉基（Anwar al-Awlaki）的那份備忘錄；奧拉基是美國公民，被指為蓋達組織的行動領導人。這份備忘錄約在2010至2011年間寫成，一直列為機密，直到2014年6月，ACLU依《資訊自由法》提起訴訟後，才依法院命令公開。備忘錄本身在擊殺發生近3年後才公諸於世。今天的販毒集團攻擊也受同一套結構支配：一份機密的OLC意見，沒有公開審查，只能透過可能耗時數年、而且可能永遠碰不到實體問題的訴訟來揭露。就「南方之矛行動」而言，這個過程才剛起步：第一次攻擊一年後，法院才剛下令把備忘錄私下交給法官過目。被繞過的法律
政府的法律理論靠的是替換。它並不主張海洋法、人權法或一般的美國刑法允許眼前的作為，而是主張另一套法律體制已經啟動，也就是武裝衝突法（又稱國際人道法），而這套體制加上總統身為三軍統帥的憲法權力，允許這些攻擊。但宣告武裝衝突並不會讓其他法律框架消失：人權法在戰時同樣持續適用。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規範海上管轄權。依第110條，除非條約另有授權，軍艦只有在幾種明確列舉的情況下，才能在公海登臨外國船舶：涉嫌海盜行為、奴隸販運、未經許可的廣播、無國籍船舶，以及懸掛外國旗幟或拒不展示旗幟、實際上卻與該軍艦同一國籍的船舶。販毒不在清單上。海上緝毒走的反而正是條約這條途徑：取得船旗國同意。美國從未批准《海洋法公約》，但接受這些公海規則為具拘束力的習慣國際法。第108條呼籲各國合作制止公海上的麻醉品販運，但並未創設任何單方登臨權，也沒有授權使用致命武力。1988年的《維也納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公約》為登臨涉嫌運毒的船舶建立了雙邊同意制度，船旗國必須給予許可。
海上緝毒通常是登臨、逮捕，再向國內法院提起公訴。《海洋法公約》沒有任何條文規定可以摧毀船隻、殺死船上的人。政府也沒有主張《海洋法公約》允許這些攻擊，而是主張這部公約根本管不著，因為武裝衝突的宣告已經用一套截然不同的規則，取代了海上執法體制。照這套理論，政府永遠不必依《海洋法公約》本身的標準證明自己合乎規範；一紙宣告就把公約擱到一旁。
無國籍船舶
政府至少曾把一個目標，也就是2025年9月15日遭攻擊的那艘船，描述為「未懸掛旗幟的船舶」。至於其他大多數船隻的登記情況，政府隻字未提。假設它們都沒有懸掛旗幟。《海洋法公約》第110條允許軍艦登臨無國籍船舶。這項權力確實存在，而且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一樣更進一步，把無國籍船舶視為可由本國逮捕、起訴的對象。即使販毒獲得證實，公約中也沒有任何條文授權摧毀船隻或殺死船上的人。《海洋法公約》沒有任何條文允許對無國籍船舶動用致命武力，對任何船舶也都沒有，不論其船旗狀態為何。就算「南方之矛行動」攻擊的每一艘船都是無國籍船舶，《海洋法公約》仍然無法作為殺死而非逮捕船上人員的依據，而政府也從未提出相反的主張。國際人道法只適用於武裝衝突。政府的整套理論，都建立在武裝衝突確實存在這項主張上。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在1995年的塔迪奇案（Tadić）裁定中，將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定義為「政府當局與有組織武裝團體之間長期的武裝暴力」。從這個定義以及該法庭後來的判例發展出的檢驗標準，要求2項彼此獨立的條件：一個有組織的武裝團體，以及強度足夠、持續不斷的武裝暴力。外國恐怖組織的列名，兩項都無法滿足。
強度標準要求暴力必須超出零星或個別的犯罪行為。販毒相關的暴力每年奪走數萬條人命，其中大多數針對的是敵對犯罪組織、這些團體活動所在國家的警察與士兵，以及夾在相互競爭的網絡之間的平民。然而政府聲稱的衝突，對手是美國；而這些團體與美軍之間並沒有持續、雙向的交戰，只有美軍對船隻的攻擊。
組織標準問的是，一個團體是否具備能夠策劃並執行持續軍事行動的指揮結構。動機不在考量之列：為牟利而戰的團體，與為推翻政府而戰的團體同樣可能符合條件；國際法學者也曾主張，墨西哥某些販毒集團在特定地區與時期與墨西哥部隊交戰時，同時符合這兩項標準。販毒集團手法精密、存續長久、運作複雜，但任何一個被列名的團體是否為打仗而組織起來，並且正與美國交戰，是一個事實問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對武裝衝突的定性「完全依據事實與法律標準」，因此一國國內的恐怖組織列名無法為此定案。這些事實必須在行政認定之外獨立確立，而政府並未公開證明。
聯合國人權專家是由人權理事會任命、但不代表理事會發言的獨立「特別程序」任務負責人。他們在第一次攻擊後2週內就譴責這是法外處決，2025年10月21日再度提出這項指控，並在2026年9月攻擊屆滿一年時宣告：「把它稱為戰爭，並不會讓它變成戰爭。」
人權觀察認定這些攻擊違反國際人權法；聖母大學法學院的Mary Ellen O’Connell則主張，第一次攻擊本身就侵犯了生命權。也有人說得更重。國際刑事法院首任檢察官Luis Moreno Ocampo表示，這些攻擊「可能明顯構成犯罪、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南卡羅來納大學法學院的Charlie Trumbull則直指這是危害人類罪，主要依據是攻擊的系統性。
如果正如這些評估的結論，武裝衝突法並不適用，那麼就由國際人權法單獨規範。依國際人權法及1990年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只有「在為保護生命而確實不可避免時」才能使用致命武力。一次不嘗試登臨或逮捕、直接摧毀船隻的攻擊，達不到這個標準。對緊抓著殘骸的倖存者再發動第二次攻擊，更是差得遠。
無論第二次攻擊的指控對個人罪責意味著什麼，它都顯示了這項行動所宣稱的法律審查，在實務上是什麼模樣。《華盛頓郵報》在2025年11月下旬報導，赫格塞斯在9月2日攻擊前曾口頭下令「殺光所有人」，而一次後續攻擊殺死了2名緊抓殘骸的倖存者。赫格塞斯駁斥這篇報導，並為攻擊的合法性辯護。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表示，指揮這項行動並下令發動後續攻擊的海軍上將布萊德雷（Frank “Mitch” Bradley），12月4日在一場閉門簡報中告訴國會議員，他從未接到「把他們全部殺掉」的命令；赫格塞斯則說，第二次攻擊時自己「沒有留下來」，但布萊德雷「做了正確的決定」。具體事實仍有爭議，但政府從未把攻擊的任何環節定性為偏離正規程序；它說每一次攻擊都經過法律審查。
在美國國內法上，憲法第五修正案禁止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政府的答覆與當年無人機計畫的答覆如出一轍：在武裝衝突中作為軍事目標被殺的人，並不是經由執法行動被剝奪生命；他們是在武裝衝突中被殺，而在武裝衝突中，第五修正案對身在海外的非公民適用方式不同，甚至可能根本不適用。販毒集團攻擊的對象正是身在海外的非公民，這使第五修正案的主張在結構上更弱，司法審查也更難觸及，因為原告適格的門檻更高，但法律問題並沒有因此變小。此外，2001年的《授權使用軍事武力法》無論多麼牽強，終究為無人機計畫提供了國會的背書。販毒集團攻擊則沒有對應的授權：國會沒有授權，政府也沒有開口要求。
這套架構的前一位住戶：無人機攻擊
從先例來看，沒有多少理由期待法院會出手。小布希與歐巴馬政府時期的目標擊殺計畫，以無人機攻擊蓋達組織成員及其關聯部隊，並以機密的OLC意見和2001年的《授權使用軍事武力法》為依據；正是這項計畫確立了規範眼前局面的司法原則。2011年9月30日，美國公民、被指為阿拉伯半島蓋達組織行動領導人的奧拉基，在葉門遭無人機擊殺，既未被起訴，也未受審判。擊殺發生前，他的父親曾試圖在聯邦法院挑戰這次目標鎖定。法院拒絕就實體問題作出裁決。
在Al-Aulaqi v. Obama案中，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方法院法官John Bates於2010年援引政治問題原則與原告適格障礙，認定此案不具可裁判性。Bates明白承認，這項裁決的意涵「令人不安」：行政部門某些殺害美國公民的決定，可能在設計上就不受司法審查。法院拒絕說明無人機計畫合法與否，也完全不碰實體問題。
販毒集團攻擊繼承了這種拒絕判定目標擊殺是否合法的態度，也繼承了由行政部門自訂標準的習慣。無人機計畫的版本見於2013年2月外洩的司法部目標擊殺白皮書；白皮書針對的是一名身為蓋達組織資深領導人的美國公民，列出3項條件：迫在眉睫的威脅、無法逮捕、遵守戰爭法。行政部門自行認證符合這些標準，沒有任何法院審查過個別案件是否真的符合。
「南方之矛行動」把這套結構推得更遠。無人機計畫殺死過美國公民（奧拉基、Samir Khan，以及奧拉基16歲的兒子），這讓第五修正案的主張有了著力點，政治爭議也十分尖銳。販毒集團攻擊在13個月內殺死了至少238人，但由於目標是身在海外的非公民，當年推動奧拉基訴訟的憲法異議，幾乎碰不到它們。
立法上的空白則是新的。2001年的《授權使用軍事武力法》無論解釋得多寬、被多麼擴張地套用到蓋達組織以外的團體，終究是國會投票通過的授權。一次未能限制行動的表決，什麼也沒有授權，而行政部門正是藉著這種不作為的掩護在運作。在沒有國會專門表決的情況下，單單一個部門就劃定了目標類別、宣告了衝突、授權了動武，還審查了自身的合法性；以《授權使用軍事武力法》為依據的無人機計畫，從來不曾獨力做到這一切。
執法路線交出的成績
傳統的海上緝毒，從「鐵鎚行動」（Campaign Martillo）一路往前追溯到更早幾屆政府的行動，數十年來查獲了大量毒品，卻沒能持久推高美國街頭的價格，也沒能降低毒品的可得性。對任何以減少美國消費者毒品供應為宣稱目的的計畫而言，查獲總量的意義，比不上它對流入美國街頭的供應量有何影響。經純度調整後，美國街頭的古柯鹼價格數十年來持續下跌，執法力度的突然升高只帶來短暫的價格飆升。唯一一次急遽萎縮，是2006至2010年間美國的古柯鹼使用量大約減半、價格同時上漲，但從未有人令人信服地證明這要歸功於海上攔截。而攻擊展開一年後，公開報導顯示，古柯鹼在美國的可得性、純度與價格，大致都已回到行動前的水準。
政府不斷拿來當作理由的芬太尼危機，基本上不受加勒比海與東太平洋海上攻擊的影響。芬太尼主要經由西南邊境的陸路入境口岸進入美國，藏在車輛裡、由人夾帶，或混在商業貨運中。2024年，美國約8萬起藥物過量死亡案例中，合成鴉片類藥物（多半是非法製造的芬太尼）約占60%。加勒比海與東太平洋的攻擊碰不到芬太尼的主要供應路線，也沒有證據顯示它們防止了其中任何一起死亡。
不過，刑事追訴的結構性失靈確實存在。與販毒集團有關的證人會遭到殺害。受影響國家的檢察官在威脅與貪腐之中辦案。在海上蒐集的證據在法律上很脆弱，有保管鏈問題、管轄權糾葛，還有在海上環境中保全可採證據的實際困難。販毒集團的領導層分散且可以替換：「矮子」（El Chapo）被定罪後，販毒集團的活動重新洗牌，規模卻沒有縮小。政府說得沒錯，數十年的執法換來的，是生命力頑強的販毒集團。
但「失敗論」談的是成效，對權利問題什麼也沒說。「執法路線行不通」只能證明執法路線的成果有限，並不能證明未經審判就殺人是合法的。受律師協助的權利，以及有罪必須證明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要求，同樣沒有效率，但憲法照樣要求。
而酪農場的案例，正好從內部邏輯上反駁了成效論。主張以軍事打擊取代刑事程序，部分立基於一個隱含的說法：軍事情報夠可靠，足以正當化繞過刑法的證據保障。2026年3月在蘇昆比奧斯，軍事情報把一處經《紐約時報》調查認定為酪農場的地方，指認為武裝團體的營地，炸藥隨之投下。刑事程序內建的證據標準之所以存在，部分正是因為辨認正確目標很困難，而錯誤需要有機制來發現與糾正。拿掉這些標準，目標鎖定並不會更準確，反倒拿掉了原本能抓出錯誤的機制。
成效論確實有其分量，而政府也一直受益於讓這場辯論圍著它打轉。軍事打擊能否降低美國的藥物過量死亡率，是關於結果的問題，而從地理位置看，答案多半是否定的。但為了打這場毒品戰爭而建立起來的這套機制，引出的是另一類問題：它的權力究竟能延伸多遠。
這套架構沒有點名販毒集團
把《移民與國籍法》第219條剝到只剩實際運作的要件，就是：國務卿只要認定某個組織是外國組織、從事恐怖活動或恐怖主義（或仍保有這麼做的能力與意圖），並且威脅美國國民或國家安全，就可以把任何這樣的組織列為外國恐怖組織。這部法律對「恐怖活動」的定義，包括意圖危害人身或造成重大財產損害而使用任何爆裂物、槍械或其他武器，「單純為了個人金錢利益者除外」。這些標準完全沒有提到販毒、海上行動或販毒集團的結構。列名是行政部門的認定，只有在被列名團體自己提出請求時，才會受到範圍狹窄、高度尊重行政的審查。
「南方之矛行動」早已越出海上販毒的範圍。2026年3月的蘇昆比奧斯攻擊，把行動帶上了陸地，在一個夥伴國家境內、經其同意進行，攻擊對象是厄瓜多所稱「邊境突擊隊」的營地，這個武裝團體脫胎於哥倫比亞革命軍的異議派系運動，而不是船上的運毒者。白宮給國會的報告只把目標描述為「與某個被列名恐怖組織有關的毒品恐怖分子」，沒有說出是哪個組織。
武裝異議派系與海上運毒者，是不同類別的人。目標鎖定框架卻不要求做出這種區分。在政府的架構下，兩者都可以被描述為在一場已宣告的武裝衝突中、與某個被列為外國恐怖組織的團體有關，因此在這套架構裡都可以成為攻擊目標。在這套架構裡，決定刑事案件的個人特徵（意圖、角色、知情程度、具體行為），都只算是證明某人屬於敵方團體的證據。武裝衝突法的要求更高：僅僅與某個團體有關聯，並不會讓一個人成為攻擊目標；要成為目標，必須在有組織武裝團體中擔任持續性的戰鬥職能，或直接參與敵對行動。
MS-13與販毒集團在2025年2月同一波被列名。MS-13是街頭幫派，並沒有海上販毒的背景。列名把它放進與錫那羅亞販毒集團相同的法律類別：它符合同樣的法定標準，按照政府的理論，也同樣可以作為啟動武裝衝突目標鎖定框架的前提。政府從未說明，適用販毒集團目標鎖定架構的外國恐怖組織，與不適用的外國恐怖組織，在法律上有何區別，因為《移民與國籍法》第219條本身並沒有做出這種區分。
自2025年2月以來，外國恐怖組織名單不斷擴大。厄瓜多的Los Choneros與Los Lobos在2025年9月被列名，「太陽集團」（Cartel de los Soles）在11月，「海灣氏族」（Clan del Golfo）在12月。巴西的「紅色司令部」（Comando Vermelho）與「首都第一司令部」（Primeiro Comando da Capital）在2026年5月下旬被列為特別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其外國恐怖組織列名則於6月5日生效。擴張的步調，符合一個把列名視為承重機制的政府會有的做法：它聲稱的武裝衝突，對象是被列名的組織，因此名單每多一個，它的理論可能觸及的團體範圍就跟著擴大。而公開名單甚至未必是最外圍的邊界：據報那份機密的OLC意見列出了24個販毒集團，比政府公開列名的還多。
國會不願介入。法院沒有審查過目標鎖定決定，而無人機攻擊訴訟中建立的原則，為未來任何司法挑戰設下了重重障礙。OLC評估的是行政部門自身行動的合法性。無論未來的政府宣稱的目標為何，都會繼承這套架構：沒有法院判定它違法，國會也沒有通過任何法律加以約束。
透過「南方之矛行動」建立起來的法律權力，立基於外國恐怖組織列名與一場已宣告的武裝衝突；第一艘船被摧毀時點名的「阿拉瓜火車」幫，只是它的第一次應用。界定誰能被加進這個類別的標準（外國組織、恐怖活動、威脅美國國民）範圍寬泛，由行政部門認定，而且只受狹窄的司法審查。
9月2日在加勒比海喪生的11個人，是被行政決定歸入某個法律類別的；這些決定沒有任何法院核准，事後也沒有任何法院審查。行政命令與國務院的列名出現在攻擊之前；據報3天後定稿的OLC機密備忘錄，以及向國會宣告武裝衝突的通知，則出現在攻擊之後，而參議院拒絕表示異議。到2026年10月，這條鏈已造成至少238人死亡，沒有一人被起訴，沒有一人的身分由殺死他們的政府確認，也沒有一人得以進入任何能檢驗政府對其指控的程序。
販毒集團是這套程序最站得住腳的第一個應用對象。要爭取政治支持去殺死毒販，並不困難。但若要爭取支持一種幾乎不受制衡的行政權力，讓它可以把任何外國組織列為恐怖團體、宣告與之處於武裝衝突，並在沒有國會授權、沒有法院審查目標鎖定、也沒有任何機制讓個人質疑自身歸類的情況下，對其成員動用致命武力，難度就會高得多；而這套架構並不是以這種形式登場的。
那11個人究竟是什麼人，是毒販、漁民，還是介於兩者之間，至今仍不得而知。政府從未查明，而它建立的這套體系，也從未要求它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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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與媒體來源
美國海軍陸戰隊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士兵、警察在「信風2011」（Tradewinds 2011）演習的鎮暴訓練中分組對抗。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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